逻辑引擎

井底之蛙爬出了水井……

井底之蛙历尽千辛万苦爬出了水井，来到了院子里，它惊讶于院子的雄伟气派，它赞美院子，它不允许任何人说院子的坏话，它认为任何说院子坏话的都是井底之蛙。是啊，如果不是井底之蛙，谁会批评伟大的院子呢？

普世价值就是那个院子，但院子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跟马克思主义相比，普世价值忽悠的成分更少。但我们非要被忽悠才能生存么？马克思当年追求的那些东西放在今天跟普世价值所追求的东西并没有多大差别。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几十年来歌功颂德影视剧的演化

近些年为战争英雄歌功颂德的影视剧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又重新火爆了起来，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我这里所说的优秀，主要是站在艺术欣赏的角度说的（也就是煽情的角度，许多剧情结构非常愚蠢的作品的煽情情节都能把我煽得潸然泪下），跟剧本或原著是否合乎逻辑或常识没有关系。

我不是影视剧的专家，我关于电视剧的知识仅来源于1980年以后至今我看到过的哪些连续剧。当然，不仅包括1980以后拍摄的连续剧，也包括之前拍摄但后来仍然反复播放过的一些连续剧。

既然是歌功颂德，那么始终不变的自然是歌颂自己人的同时贬低敌人（包括日本人和GMT），但歌颂和贬低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过去为了歌颂自己人，总是要把自己人的英雄包装成智慧英俊无私博爱高尚伟大无所畏惧的人物，而近些年的影视剧则开始允许英雄相对有更多瑕疵。过去为了贬低敌人，总是要把敌人包装成一群愚蠢丑陋卑鄙无耻下流无赖胆小怕死的人物，而近些年敌人们无论是智力外貌还是品格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过去影视剧中敌人煽动英雄叛变的方式无非就是荣华富贵加上『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愚蠢的说教，英雄对此当然是横眉冷对的，而近些年的影视剧中敌人在这方面的策略变得聪明了很多。

对我而言真正有趣的事情是，许多编剧或者作者似乎正在通过英雄和敌人的嘴批评今天的时政。比方说英雄所坚信的那些一定会实现的东西，今天往往没有实现，英雄所仇恨的那些事情，今天却到处在发生。而敌人用来说服英雄的那些反动言论，却都被近代历史所一一验证。换言之，越来越多的编剧和作者在玩无间道，而当局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我而言，这是好事。

[ZZ]“瑞典模式”再次成为样板

出处：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encilwork/20111130122807

“瑞典模式”再次成为样板
作者： 曹长青

瑞典是北欧的小国，人口只有840万，是台湾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瑞典的经济模式曾被全球关注，因它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不是美国式的原本资本主义，也不是中国式的国家计划经济，而是被称为在这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福利社会主义。

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左翼罗斯福总统乘机推行实质为社会主义的“新政”，直到他去世为止。左翼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为这种国家干预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是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化。因瑞典热衷福利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在过去74年中执政了65年。

所以福利社会主义，主要特征是三高一平：高度国营化，高税收、高福利，追求社会财富均等（分配）。在七十年代，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全球闻名，被视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有人性的资本主义。
敌视商界的国家

但是，要达到三高一平，政府就必须主导经济、控制社会（以全面提供服务为名），把人从摇篮到墓地都包揽起来。这一定产生恶果，因为政府要提供“高福利”，只能提高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当中产阶级、富人和企业的资金都被政府的“高税收”强行收缴，他们就没有资金扩大再生产，就无法再招工和扩大企业规模。

七十年代，瑞典是全球“臭名昭著”的敌视商界的国家，制定了繁琐的规章限制企业。1979年，瑞典的最高税率达到87%的顶峰！

高税收、高福利，直接导致经济活力下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很多企业外移，到劳工成本低、税率低的国家办厂。这些连锁反应到一起，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滞缓或危机。

瑞典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七十年代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幅下降了一半以上。政府包揽越多，就越需要设立更多部门来负责“分配”和“管理”。结果出现一高一低：政府的开支越来越高，1995年瑞典政府开支占到GDP的66%；同年政府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

从1970到1988年，连续18年瑞典政府在赤字下运作。为此不得不举债维持，仅仅是债务的利息，就大到占政府支出的七分之一，是仅次于社会福利开支的第二项支出。

高税率自然造成劳动成本增高，结果瑞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政府效率低下（政府越大，官僚气越盛）。据瑞典经济学家卡瑞森（Nils Karison）2004年的报告，自1950年以来，瑞典的私营领域没有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而同期美国的私营领域增加了六千万个工作机会）；在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市场的前50个瑞典大公司，没有一个是1970年以后产生的。
社会主义是否死了？

卡瑞森在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瑞典所代表的北欧社会主义模式已完全失败，“其结果令人震惊却很少世人知晓”。他说，瑞典模式给世人的教训是，如果想创造一个人道、有同情心、繁荣的社会，仅仅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后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主义是否死了？》的研讨会上，多数学者都以瑞典模式为例说，社会主义至少在全球有思考能力、有理性、有信息的人民中已经死了。那些还信奉它的人，“是对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费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乌托邦公社）失败的历史无知。”

但是，瑞典毕竟是民主国家，人民手里的选票，对政府的错误政策有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作用。早在九十年代，即使还是在左派执政时，他们就已感觉到非改革不可了。而所谓改革，就是从原来的“福利社会主义”改走原本资本主义道路。

这跟英国工党领袖、后来做了首相的布莱尔走所谓“中间道路”是一样的，就是以所谓中间的名义、体面地放弃原来的左倾经济政策，而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2006年，瑞典发生“政治地震”，长期执政（65年）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失败，强调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上台（2010年又连任）。瑞典发生了全面的经济变革：税率被降低，社会福利被控制，对企业的规章限制被取消，遗产税、赠与税被废除。

原有的改革在继续，新的变革在发生。这些往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导致瑞典起码在三个方面发生了令全球瞩目的变化：
瑞典的三个“惊人”

一是政府赤字被控制。原来赤字占GDP的76%，现降至36%。预计在2013年降至26%。相比之下，左派总统欧巴马主导的美国，政府债务总量已达到1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百！

二是失业率下降。瑞典目前的失业率已降至7.1%，远低于欧元区的平均值10.1%，也低于美国的8.8%（今年三月底的最新统计）。

三是经济强劲增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复苏中，瑞典的恢复是全球最快的之一。2010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是5%，尤其是第四季，增长率高达8.7%。而瑞典之外的整个欧洲的201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才是1.7%，美国是2.8%。

瑞典学者、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全球经济成长研究所”（IGEG）访问学者莫伯格（Lotta Moberg）和该所主任、也是卡托（Cato）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拉恩（Richard Rahn）在四月号美国《Newsmax》杂志合写了一篇题为“瑞典向右转”的文章，针对瑞典从左向右的变化，总结说：

瑞典人民看到了大政府制造灾难，看到了高税收窒息经济发展，所以他们迫使政府削减开支，废除限制企业的规章。瑞典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半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吸引无数的其他国家追随。但现在，瑞典向世界展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用民主的方式，改变过去灾难性的经济试验，而且是用一种很少痛苦的方式。

瑞典，再次成为“样板”，从原来那个带来灾难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样板，变成实行市场经济，走向真正资本主义的、充满经济活力的新样板！

2011-4-15

引自：http://lukepost.blog.hexun.com/63344599_d.html

高福利体现了人权么？

总是有人觉得一个高福利的社会，人人都有相当舒适的生活保障，才能确保人的各种基本权利。

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只不过是大锅饭的高级版本，虽然没有大锅饭那么均匀，但照样是通过强制手段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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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制度，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关于制度的理论不顾政府的能力而瞎吹牛逼，那么执行该制度理论的政府迟早为了维护理论中吹牛逼的谎言而撑不下去。

关于政治坐标中的左右

政治坐标中的左右定义得很奇怪，在任何一个我见过的关于左右的定义之中，左不是右的逻辑非，左右关系也不能构成一个全序，既不能确保一个人非左即右，也不能确保任何两个人都可以比较左右。（什么是全序？就是按照这种序关系，所有人都能从左到右站成一队，队伍没有分叉、没有首尾相接的回路、也没有人在队伍外面）

研究政治坐标的人，也有用两维或者多个维度来表示若干种不同定义的左右的，但问题是丫们假定其中任何一个特定维度上的左右定义都能构成全序，而他们关于左右的任何一种定义都根本无法构成全序，于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居然被丫们当成默认无需说明的东西。

凡是我见过的关于政治坐标的研究都是模棱两可的伪科学研究。他们把研究弄得看上去很像科学研究，搞一堆科学术语，一堆数据表格，而概念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某些人，学了那么一两天数学，以为数学就是处理各种关于实数的问题，那么就可能以为一切都可以用实数来描述，而实数自然构成全序。但只要脑子不蠢到一定程度，都会知道这个世界上不能构成全序的关系多了去了，比方说后代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具备传递性，没有环路，但不具备完全性，只有2B才会以为任何两个人要么A是B的后代要么B是A的后代。而许多政治坐标研究者就是这种2B。

记者因文章被停职

http://books.solidot.org/article.pl?sid=11/08/19/0521214&from=rss

本月初《南风窗》发表文章《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已删除，百度快照，转载）》。记者赵灵敏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唐启华在谈话中驳斥了流行的历史说法，他指出袁世凯并没有接受“二十一条”，而孙中山却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唐启华认为今天我们的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他评价道，“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赵灵敏目前已被停职反省，这篇文章被指“政治导向错误”。

关于下岗和圈地的讨论

太上的时代，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
但太上时代的牺牲[注]，在今天看来，有意义吗？

[注]主要指下岗之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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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着另一人群——应该不算小众吧——没有“下岗”资格的农村人口。
国企工人相对于其他人群过了多年甚至几代人的“好”日子——几代同厂便是证据。
大饥馑饿死的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村人——吾祖父、外祖父母均夭折于斯时。
到太上时，国企再也抗不住地大面积亏损，谁还有义务养他们？国家的义务？
国家不是生产者，说国家有义务养他们就是说其他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义务养他们。
当然可以说不是国企员工的责任，但有责任者已经作古，追究责任也只能鞭尸。
现实与责任是两回事，现实是船快沉了，只能扔一些人下水或大家一起下水。追究沉船的责任只能作用于未来而无益于当下。
太上也许可以做得更好，但做到这个份儿上也可以用成败论英雄了——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
现在，还有人可能要为将来负责任，要避免鞭尸，就要趁大家还活得过去的时候，把尸位素餐的“将尸”者和僵尸制度改掉。
然则，这时那些专制的受害者，下岗工人的后代，却反对起民主改革了，无意于防范另一次沉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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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君：回A君的帖子
对A君的观点深有感触。作为农民出生的人，对下岗俩字根本没有任何感触。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我这样的农村出来的，认为下岗，国家少养一批贤人，让更多人凭能力竞争岗位，更是一种公平体现。不过这当然是理想意义上的，在天朝无疑都另当别论。

我的家人，不管直系还是旁系亲属，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因此自幼，对所谓的社保、退休这些概念都根本没有感触。在父辈或祖辈眼中，这些都是城里人高出农村人一等的头衔。父辈人对我辈的首要期望也是摆脱农村户口，去享受那些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医疗保障，退休金等等传说。

即便到了十年前的时候，城乡的不公还非常严重，甚至那时候成为了顶峰。在大学的时候，同学聊天，统一的口径都在骂党骂正腐，但农村和城镇的后代明显对立的区别。两者似乎都要表达自己更艰难。农村来的羡慕城镇的有低保有保障，被车压死赔钱都多出几倍。城镇来的说城镇更没有保障，下岗意味着失去一切，农村的还有土地能保障种什么吃什么饿不死。
这现象，使得社会最基层，也是最广大的人民组成部分，工人和农民之间成了一道严重的鸿沟，二者的区别，本来算不上矛盾反而被炒成了矛盾。

知道现在，我在家这边的朋友，说起来对那些城镇下岗职工来说，没有半点同情心，反而更多的是耻笑，耻笑说他们先前得太多便宜现在是卖乖。就像先前的嫉妒一样，不同境遇的人除非思想高到我这水准（:)）否则难以同情那些和自己不同境遇的人。许多村里的人认为城镇人生活在什么都不干就有吃有喝病了有钱看病老了有人养的状态中。我是听不少城里的落魄朋友说到低保说“有你妈大狗JB”才知道现实是什么样的。

直到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两年，电视里面报道的口风，还都是坚决允许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说到改善民生，说的都是提高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后来说如何要下岗工人再就业。说起农村人的民生来，也都是一片大好，放一些D领导视察大丰收的画面。
就当时我的切身感受是，电视上报道的农村幸福标准，绝对不会超过城镇低保金额。那时候甚至想自己是城里人，每月300元低保，每天十元，可以生活得想大爷一样，不用发愁别的，安心在家自学都够了。这的确是那时候自己的亲身感受。那时候农村传说也有低保了，不过除了村里几个当官的有钱有势的，没人能享受到。穷人没资格享受低保。

这样的状态几乎持续到四年前。我或许也是因为如此被逼得南下的。随后就是突如其来的彻底大变。4年前我家全年的收入，主要靠父亲，估计不及现在三口人一个月的收入，单是母亲现在的养老金就比当初还父亲工资要高。而且由于拆迁什么的农村户口一下子翻身了。原先的二等公民社会底层的底层一下子成了暴发户。我也从以前的考试报名费都交不起的别人眼中破罐破摔自己却坚持认为自己很NB的业障状态，变成了现在有俩棺材板钱成天吃喝玩物丧志别人眼里反而认为我出息了而我真感觉是在破罐破摔的转折状态。
现在想起来，很难有感触了，感觉一切真的就和浮云一样。十年前的时候，没人承包土地，因为再怎么种比不过城里人的退休金。十年后现在没有土地给你，因为真的是寸土寸金。从个人得失上讲，这些理由足以让农村人和城里人都怨声载道。从国家大层面讲，这种有点近乎扯淡的事情的确真真切切发生了。

一些农村人憋了几十年，突如其来的暴利终于可以发泄；一些城里人红了眼……

瞎扯了半天。总的来说，从一开始，D和正腐就着眼建立一套公平的体制。。没错，它们着眼是建立公平的，但处于其智商和道德，畜生眼中的公平对于人来说绝对是灾难。当畜生驯养人成为顺民后，再为打破这套畜生建立起来的体制，无疑要伤害好多无辜的人，那些因下岗而失去生活依靠的国企职工，无疑是这件是上的最直接的牺牲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要求他们。许多农村的朋友，认为这些人本来就是不公正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这种既得利益并非是主观的。就像农村人说城里人凭什么享受他们享受不到的保障一样，这些下岗职工也没有被天朝教育如何面临转型期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可以问一句凭什么我他妈小时候你告诉我可以稳定工作一辈子，我工作半辈子你把握赶跑了。
我觉得D和国家高明的一点就是，把它们的愚昧贪婪野心酿酒的苦果，化解在社会中，让社会人群的对立来消弭其罪孽业气。

最伟大的一点，始终没变的，在天朝，不管任何时候，不管任何矛盾，不管任何事件，除了一些学者，和一些似乎代表真正大众的网上声音呼吁公平，呼吁人权。但实际中，强势者，既得利益者，对弱势者，永远没有同情心！！！就像过去，城里人鄙视农村人；也就像现在，一些农村暴发户仍旧抱着仇恨的眼光看城里人。北京土著还在骂外地人乱了社会风气。外来驻京了混好了之后还在骂北京人排外世故。没有理解，没有半点同情心。一个月前，一个村里的哥们，刚靠灰色手段俩月弄了七位数，掏出张大团结等值钞票请我喝酒说：“我跟你说啊……”我说：“别去你妈的装B了，自己发财不想我，吹牛逼找我让我羡慕嫉妒狠。”他说：“我就C，听我说，这年头，为富就得不仁，又要有良心又要赚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社会现实……这真的就是社会现实！

回到太上话题上。太上期间，没有发生过太祖太宗时代乃至前朝和古代帝王所作为的让后世唾骂的事情。太上的个人科学文化素养，在五千年来，无疑是最高的，应该比现在帝位的居者高。说到RP，虽然有些绯闻，不过我是没有知道更多直接证据，比起国父萝莉控来说不足一谈。十年前粪青时代，对其个人进行过太多人身攻击，现在想来有种歉意。

太上时代，非常不完美。但太上本人来说，不应该为这不完美背负太多。反倒是先后两个丞相的所为，应该承担责任。
到了本朝，一个怪现象就是，退位皇帝都要挨骂，但丞相却都得好口碑。从第一任拒绝国际援助的中学退学生，到现在的影帝，都是如此。太上时代的第二任丞相，其施政直接要我上不起学滚蛋，乃至三天前才捧回本科毕业证，耽误了八年。可在草民中又貌似口碑极高。99口棺材这样相声演员的言论居然得了民心。。。不解也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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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楼上A君和B君的帖子：

故事1：劫匪抢张三和李四两人，看准张三好欺负就抢了一万块钱，而李四不太好欺负就抢了一千块钱，结果张三没有抱怨劫匪的抢劫行为却抱怨劫匪抢的不公平，而李四则因为张三比自己好欺负而瞧不起张三。劫匪第二次抢劫的时候又抢了张三一万块钱，抢了李四两千块钱，张三感觉平衡多了，但还是不能忘了抱怨一下张三一直瞧不起自己这件事。

故事2：王五管赵六借了一百万，去赌钱输了精光。凭王五的能力，工作一辈子也只能还一万，但王五擅长抢劫，有能力通过抢劫还掉一百万。赵六认为王五有义务还一百万，于是将王五告上了法庭，法官一看王五实在不好欺负，于是判断如下：王五没钱也没法赚到足够的钱，如果判定王五有义务还赵六一百万就等于让王五去抢劫其他无辜的人，相当于判定其他人有义务还赵六的一百万，因此驳回了赵六的主张，将王五无罪释放。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过去农民的负担来自于供养城市离退休人员么？你们真的觉得城市里面那些工人被下岗之后，确实减轻农民负担么？你们真的觉得是因为过多照顾了城市人，让城市人得到了超出他们应得的东西才造成了农村人的沉重负担么？

实施了几十年农奴制度让农民不堪重负，最近刚刚减负没几年，政府就开始以极端的反市场的方式单方面以『合理价格』『收购』农民的土地，同时禁止开发商以市场价自行收购，然后再高价转手卖给开发商，这些年靠这种方式赚取了数万亿。这种新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是不是也来自于城乡的不公平待遇？

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工人和农民可以通过自愿交易而各自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工人根本不需要通过抢劫农民的方式生存，包括工人的养老。养老明明是老年人享受自己年轻时所作的投资和购买的保险，结果在这个国家就被歪曲成了老年人吃年轻人，城里人吃农民。

当然，养老金被制度消耗得几乎一干二净这件事情已经成了既定事实，我们不可能把被制度消耗掉的这些养老金像变戏法一样变回来。另一方面，制度的主要成本根本就不在于官员们吃喝嫖赌，而是来自于制度的约束下经济效率的严重降低。没有人能够从这种效率的降低中受益，包括官员在内。

低效的制度让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体制内的官员。鞭尸的自然都没长脑子，不要说鞭尸，就算是鞭活着的官员把他们杀光大家分钱也无济于事，分到每个人手里的钱压根没多少。更何况官员一样是制度的受害者，认为官员对此负有主要责任而必须被清算的人跟那些鞭尸的人一样没长脑子。

但不鞭尸就不能指出下岗工人是制度受害者的事实了吗？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你也只能说农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你甚至可以说农民是比工人更悲惨的受害者，但你不能把责任推到那些享受养老金的城市退休工人头上，看到工人纷纷被下岗了就拍手称快。

国家必须对国企大面积亏损负责，但让其他劳动者来供养那些亏损企业的下岗工人，这不叫负责，这叫耍流氓。如果国家负不起这个责任，当然应该跟这些下岗工人一起下岗，而不是赖在那里。当然，这并不现实，它就是会赖在那里，只能考虑其他可行的温和的途径解决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判断：国家必须对其过错负责。你可以负不起责，但你不能因此变得连过错都没有，如果你连过错都没有，那么我们就用不着做出任何改变，因为既然大家都没有过错，那么说明我们的制度已经是完美的了，我们过得不好纯粹是自然规律所致，谁也怪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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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不要拿农村出身来说事。我的家庭就是城市出身和农村出身的结合，如果这可以算是能够公正对待城乡问题的因素，那么我有这个资格，但我不需要这种资格。

传说……

（口前）当年周王伐纣前，有人对周王说：商朝无道，百姓都在发牢骚，我们是否要讨伐他？周王说：再等等。后来又有人对周王说：商朝无道，百姓不再发牢骚，而是破口大骂，是否应该讨伐？周王说：再等等。后来又有人对周王禀报说：现在商朝的一些贵族，富者纷纷离开商朝，投奔了各诸侯国，换了国籍，是否讨伐之？周王说：再等等。后来有人又向周王说：商朝百姓都不再说话了，百姓路上见面都低头而过，面带恐惧，不发牢骚，不骂，也不敢交谈。周王拍案而起，下诏即刻讨伐纣王······

结果周军所到之处，商朝百姓和士兵纷纷投诚反戈。商朝出走的贵族，富商，精英也纷纷加入讨伐商纣的行列，自此商朝统治土崩瓦解，商纣王自焚而亡·······

（化石城主）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与英军激战，大量老百姓在旁边看戏，没人去帮助清军
英军问自己的中国人翻译，老百姓为什么不帮助自己的军队，翻译说：国不知有民，民也不知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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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所述未必符合史实，但道理说得不错。

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只是廉价的谎言。

私有产权保护只能是一种服务，只要是服务就不可能免费。

可以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下无论你是否需要保护服务，无论你需要得到什么程度的服务，你都必须缴纳政府硬性规定的服务费用。而无论一个人缴纳了多么少的服务费用，只要他符合了这种硬性规定，政府名义上都必须承担无限责任，无论政府是否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另一种帕累托帕累托意义上可能更优的制度是：你想取得什么程度的服务，就支付这种程度的服务所需的费用，不需要这种服务就不支付。而政府也仅仅根据你所支付的费用提供服务，而且政府责任以此为限。

[ZZ]选民的大脑想要什么——同人于野

来自<学而时嘻之>

选民的大脑想要什么
同人于野

（《东方早报 – 上海书评》，2011年3月6日，报纸版标题是《西方选民太不“自私”了》）

美式民主的反对者常常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民都是自私的，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投票从而会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政客们则说一套做一套，竞选的时候空许诺，最后出台的政策必然背离民意。这两个批评都是错的。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是非常无私的。大多数选民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从候选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恰恰是出于爱国之类的高尚情操去投票。美国政客的大多数政策不但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是越来越符合民意 — 随着近年以来各种民意测验越来越频繁，政客们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的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现在的美式民主其实是一个选民很无私，政客很贴心的制度，是一个选民说话真的好使的制度。

可惜这正是民主失灵的原因。

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越来越严重，钢铁工业方面就先是在09年初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定政府基建项目中只能使用美国产钢铁，而今年二月更是对部分中国钢材加征430%的反倾销税。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论证这种贸易保护其实对美国经济有害，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消费者，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1930年代类似的贸易保护政策恰恰加剧了大萧条的深度和范围。

中国经济学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理性行事，不要搞贸易保护。但美国经济学家也反对贸易保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贸易保护。如果经济政策完全由经济学家说了算，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贸易保护。然而美国政治的现状是经济学家说的不算，选民说的算。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2007年出了一本书，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中译本《理性选民的神话》）对选民与经济学家意见相左的现状做了一番相当精彩的描述和分析。

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假设每个选民都能清晰理解候选人许诺的各项政策，并且能理智地对候选人能力和这些政策的好坏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意见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意见，民主就是有效的。比如我们看观众拿短信投票选超级女声，网上的人给电影打分，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最后获得高分的往往的确就是很好的歌手和作品，“民主”有效，堪称是“群体的智慧”。

然而政治选举跟选超女是两码事。超女的能力就是她的演唱，每一个观众都能直接了解她的演唱；政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政策，可是事实证明，大多数选民根本无意去深入了解这些政策。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有高达86%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家的狗叫Millie，却只有15%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支持死刑。大多数选民对具体政策基本没什么兴趣。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都了解这一点：大多数选民是无知的。

但选举制度的妙处在于，如果选民仅仅是无知的，民主并不会失灵。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下每个候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人喜欢克林顿年轻，有些人喜欢老布什经验丰富，有些人喜欢奥巴马能说会道长得帅，有些人喜欢麦卡恩上过战场靠得住。这些无知的选民投票都没投到点子上，但只要他们的意见是随机分布的，那么他们的选票就会互相抵消 — 最后哪怕只有1%的选民精心研究过候选人的政策和执政能力，这1%的选票仍能决定选举的结局。

可是卡普兰指出，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见。在四个关键问题上，一般公众与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反，真理不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第一，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而一般公众很难理解纵容私人公司的贪婪怎么能给社会带来整体利益。公众只看到公司赚钱了，却看不到利润对公司提高效率和服务的激励作用。相对于经济学家，公众普遍认为公司的利润太高。比如汽油涨价，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公众则认为是因为石油公司想多赚钱。

第二，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而公众则本能地反感外国货，支持本国货。公众总是低估对外贸易的好处，总是认为外国在抢夺本国的就业机会。公众常常强烈相信商业公司把工作转移到国外去是造成本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其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

第三，公众过分害怕裁员。如果一项新技术可以节省人力，公众的态度往往会认为这个技术不但不是进步，而且还是个危险。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他生产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更何况允许公司自由裁员未必会降低社会整体就业率，因为只有当公司知道自己有权裁员，它才敢于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多雇人。

第四，公众往往过高估计当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过低估计经济的表现。不好的东西总是比好的东西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青少年中有吸毒的，公众就认为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时代不行了。看到华尔街金融欺诈，公众就会认为整个富裕阶层完全腐败堕落了，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没救了。公众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期总是比经济学家悲观。基于这种认识，选民往往比经济学家更希望政府干预市场。

而政客们不但了解选民的这些偏见，还特别善于迎合这些偏见。在反对自由贸易活动中闹得最欢，动不动就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打击的正是最直接代表民意的众议员，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两年，时刻面临选举压力。卡普兰在书中引用统计报告，说70%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50%以上的两院议员都曾经有过律师经历。而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的政客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民不喜欢经济学家。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你凭什么说经济学家就是对的？也许经济学家的看法才是偏见。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自理性的分析，经历过历史实践的考验，而公众的喜好则完全来自直觉和感情。一个政策的好坏，往往与人的直觉相反。很多人既认为给弱势群体增加福利是好事，又认为政府减税是好事，但他们看不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矛盾的。公众认为政府强制规定一个高工资是对劳动力的保障，殊不知这样的劳动力价格会人为地产生过剩。被这种情绪左右，欧洲几十年来一直对劳动力市场实行管制，结果就是长期的高失业率。

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比他购物的时候要无私得多。真正因为自由贸易而丢了工作的人只是少数，物美价廉的外国货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是个好事。事实也是如此，选民们正是一边高喊让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看到中国产品还是照买不误。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投票支持贸易保护呢？根本原因在于谁都没拿自己手里这区区一票当回事。卡普兰把选民的这种投票态度称为“理性的无知”，因为无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然自己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专门为了投好这一票而研究候选人的政策对比、苦读经济学呢？

《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的结论，就是理性的无知加上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系统偏见，势必造成民主失灵。卡普兰说，人们对民主的信仰几乎是一种宗教。经济学家非常非常相信市场，但经济学家也非常非常小心地研究了种种可能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况，他们从来都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相比之下，信仰民主的人却往往认为民主制度是万能的，如果你告诉他们在这里民主会失灵，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更多的民主！

一个人想要什么，和他作为选民投票的时候想要什么往往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卡普兰没有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选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票，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投票呢？选民到底想要什么呢？仅仅用一句“非理性”去批评，甚至直接说选民很愚蠢，是过分简单的答案。事实上选民的投票心理有非常明显的规律，一个政客要想当选，甚至一个政权要想稳固，必须深刻理解这种规律。

从《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很有学术味道的书考证看来，主流政治学者们对选举的认识还停留在无知选民的意见会互相抵消这个错误看法上。反倒是那些直接参与操作竞选的人对选民的心理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他们还能主动利用这些心理。可惜政客们并没有把竞选攻略写成教材让我们学习。

好在有个认知语言学家似乎是把“选民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给研究清楚了。这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George Lakoff，他在2008年出的这本The Political Mind （《政治之脑》），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思维模式。

选民想要的东西，叫做“小故事”。

认知学家发现，人脑认识复杂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小故事”（narrative）去解读的。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伊拉克先打了科威特，然后美国率领联军打伊拉克。战争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一般公众看来，这就是一个“有坏人欺负良善，于是英雄出手相救”这么一个小故事。

大脑喜欢小故事。我们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也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实现一个什么小故事。比如当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正在实现“通过奋斗获得美好生活”这个小故事。我们对公众人物的理解，就是把他们往我们脑子里的小故事里面套。而这一切可以是无意识的。

小故事的重要特点是它能调动人的感情，在一个小故事过程中，人脑的两个感情区域（一个正面感情，一个是负面感情，在不同区域）被随时激活。我们总是会对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一个好坏评价。比如当初克林顿偷情，希拉里没有跟他离婚，有些人会把这件事解读为“受害妻子宽容了”这个小故事，那么希拉里的形象就是正面的。而有些人把这件事解读为“有些机关算尽的人为了得到权势什么都能忍”这个小故事，希拉里的形象就是负面的。2008年总统初选的时候一个大学女生表示她会给除了希拉里之外的任何民主党人投票，显然就是用后一个小故事去解读希拉里了。

政客和政治经济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东西，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甚至还要做一番计算才能评估出好坏，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做这种计算。但是选民也不愿意听专家瞎忽悠，他们喜欢自己做判断，而他们做判断的依据，就是小故事。所以懂行的政客从来不给选民上经济课，他们专门给选民讲故事。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选民认同了。小布什爱讲的故事则是反恐。2004年小布什在经济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仍然成功连任，靠的就是这个小故事。竞选经理Karl Rove给小布什制定的策略非常清楚：不要谈经济，谈恐惧！实际上小布什的反恐故事讲得相当成功。早在2004年春天，官方的9/11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宣布萨达姆没有给基地组织提供过帮助，然而当年8月，仍然有50%的人认为伊拉克与9/11事件有关；甚至一直到2006年，还有46%的这么认为。

选民最喜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不怕敌人的勇敢故事”，另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奋斗故事”。哪个候选人会讲这两个故事，哪个候选人就当选。小布什的反恐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而他特别喜欢谈论自己年轻时代的酗酒等荒唐行为，就是为了衬托第二个故事。事实证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单薄，简直是早年越差越好。奥巴马能当选也与这个故事有关，更何况这还是一个黑人的奋斗！当然奥巴马也讲了第一个故事，这就是华盛顿政客一片黑暗，一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来“change”。选民对这两个故事都买账了。

胡适先生在1921年提出“好人政府”的命题，希望民主制度能把一班好人选出来送进政府。但“好人”其实是个故事。选民通过各种小故事来判断谁是好人。与胡适不同，经济学家更希望选民能自私一点，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投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才能让民主有效。

而事实证明当一个选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利益，他是在根据自己大脑中的小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廉价的中国货是不错，但支持国货是个爱国故事。陈水扁作为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穷人家孩子努力奋斗，天生符合选民最爱的故事。他经济搞得那么差居然都能连任，一个很大因素是他讲了一个小岛不怕打压的故事。选民不关心台独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通过敢于投出这一票来证明自己很酷。

卡普兰对民主失灵给出了三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我相信是作者心目中的上策，就是用市场取代民主，也就是说在一些经济领域取消政府监管，让公众自己选择。最好的例子是电视台，有线电视网没有公共电视网那么多内容限制，结果HBO台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作者提出的中策，是限制只会听故事的一般公众的投票权，给那些能理解复杂事物的人更多的投票权。而下策则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加强教育，希望能让公众提高一点经济学常识。

可惜经济学没法用小故事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