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歌功颂德影视剧的演化
近些年为战争英雄歌功颂德的影视剧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又重新火爆了起来，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我这里所说的优秀，主要是站在艺术欣赏的角度说的（也就是煽情的角度，许多剧情结构非常愚蠢的作品的煽情情节都能把我煽得潸然泪下），跟剧本或原著是否合乎逻辑或常识没有关系。
我不是影视剧的专家，我关于电视剧的知识仅来源于1980年以后至今我看到过的哪些连续剧。当然，不仅包括1980以后拍摄的连续剧，也包括之前拍摄但后来仍然反复播放过的一些连续剧。
既然是歌功颂德，那么始终不变的自然是歌颂自己人的同时贬低敌人（包括日本人和GMT），但歌颂和贬低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过去为了歌颂自己人，总是要把自己人的英雄包装成智慧英俊无私博爱高尚伟大无所畏惧的人物，而近些年的影视剧则开始允许英雄相对有更多瑕疵。过去为了贬低敌人，总是要把敌人包装成一群愚蠢丑陋卑鄙无耻下流无赖胆小怕死的人物，而近些年敌人们无论是智力外貌还是品格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过去影视剧中敌人煽动英雄叛变的方式无非就是荣华富贵加上『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愚蠢的说教，英雄对此当然是横眉冷对的，而近些年的影视剧中敌人在这方面的策略变得聪明了很多。
对我而言真正有趣的事情是，许多编剧或者作者似乎正在通过英雄和敌人的嘴批评今天的时政。比方说英雄所坚信的那些一定会实现的东西，今天往往没有实现，英雄所仇恨的那些事情，今天却到处在发生。而敌人用来说服英雄的那些反动言论，却都被近代历史所一一验证。换言之，越来越多的编剧和作者在玩无间道，而当局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我而言，这是好事。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我基本上是看不太懂的，除了少数含义定义清晰的概念之外，我很难弄清楚他在说什么。
不过这不妨碍我自己对梦做一番解析。
对我而言，在清醒状态下我的脑袋几乎不会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我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比方说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一会儿去吃什么、走哪条路可以避开堵车，也可能是意淫中了一亿元奖金怎么花、想象帕丽斯·希尔顿是我老婆，也有许多时候是在脑子里面演练某些场景，比方说考虑如何应付面试、要求领导加薪、解决家庭矛盾、遇到火灾如何自救和救人等等。为了很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你经常需要在脑袋里面做一些演练，思考自己如果怎样做，那么别人（或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别人（或环境）怎样反应，那么自己应该如何应对，然后是别人（或环境）将会如何进一步反应……而且还会设想在各种不同场景中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当然，你阅历越丰富，对别人（或环境）的了解越多，你就越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别人（或环境）的行为。为了对别人的可能行动有所准备，往往需要站在别人的视角上考虑问题，有时还需要做出最坏准备。
当我做梦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做的也不过是类似的事情。但跟清醒状态下的区别是，我的某些思考能力（例如部分常识和逻辑能力）似乎休眠了，在做梦的时候我显然更容易创造一些非常不符合清醒状态下的常识和逻辑的场景，对别人的行为也会更容易做出在清醒状态下认为匪夷所思的预测。比方说在梦中我可能会飞行，自己或别人做出一些醒来觉得非常愚蠢的举动，或者跟妖魔鬼怪神仙灵魂打交道，等等。
另外，在做梦的时候，我的感官并没有全部休眠，我可能会听到声音、感受光亮、闻到气味等等。在我清醒的状态下，我也会对我的感官信号做出一些想象，比方说走在路上突然感到光线变暗了，我可能会想到是不是云遮日了？然后可能朝天上看一眼确认我的想象；再比如说在房间里感到一阵风，我会想是不是某扇门窗没关好，然后可能去检查一下门窗。即便在清醒的时候，我对感官信号的想象判断也有时是对的，有时是错的。在我半清醒状态下，虽然感官并没有全部休眠，但却有许多感官处在休眠状态，我能够通过感官得到的信息要比清醒状态下少很多，而此时我的部分常识和逻辑能力却休眠了，于是很容易对感官信号做出非常奇特的想象解释，严重不符常识和逻辑。
对弗洛伊德的压力释放的理论，我始终一头雾水，我从来不觉得这个理论能够让我清晰明确地解决任何疑惑。比方说通过做梦来释放压力，其实我在清醒的时候也经常会通过意淫来满足自己那些通常被认为浅薄卑劣的愿望，我不觉得这件事情跟梦有特别的联系。当然，某些人可能有超强的道德感，在清醒的状态下某些事情他甚至连意淫都不敢，就只好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不敢去碰的愿望，而做梦的时候道德感可能会更弱，让自己有更多的自由。被强烈的道德感压制到连意淫都不敢随便的人确实是痛苦的，他们做出某些奇怪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他们只是想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掩饰自己满足自己的某些自认为见不得人的愿望的目的，而且不仅不愿意对别人承认自己的真实目的，甚至还不断欺骗自己，设法让自己相信自己的真实目的并非如此。如果他们的真实目的被揭穿，为了保护自己不会被受到鄙视和攻击，他们很可能会变得异常愤怒，试图通过愤怒来给自己和那些自认为见不得人的真实目的划清界限。
对于无法满足的愿望，我也可能通过意淫来自我满足，只是我不觉得这跟梦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对我而言，梦只不过是在半清醒状态下仍然在我脑袋里面持续进行的场景演练过程。
[ZZ]“瑞典模式”再次成为样板
出处：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encilwork/20111130122807
“瑞典模式”再次成为样板
作者： 曹长青
瑞典是北欧的小国，人口只有840万，是台湾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瑞典的经济模式曾被全球关注，因它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不是美国式的原本资本主义，也不是中国式的国家计划经济，而是被称为在这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福利社会主义。
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左翼罗斯福总统乘机推行实质为社会主义的“新政”，直到他去世为止。左翼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为这种国家干预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是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化。因瑞典热衷福利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在过去74年中执政了65年。
所以福利社会主义，主要特征是三高一平：高度国营化，高税收、高福利，追求社会财富均等（分配）。在七十年代，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全球闻名，被视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有人性的资本主义。
敌视商界的国家
但是，要达到三高一平，政府就必须主导经济、控制社会（以全面提供服务为名），把人从摇篮到墓地都包揽起来。这一定产生恶果，因为政府要提供“高福利”，只能提高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当中产阶级、富人和企业的资金都被政府的“高税收”强行收缴，他们就没有资金扩大再生产，就无法再招工和扩大企业规模。
七十年代，瑞典是全球“臭名昭著”的敌视商界的国家，制定了繁琐的规章限制企业。1979年，瑞典的最高税率达到87%的顶峰！
高税收、高福利，直接导致经济活力下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很多企业外移，到劳工成本低、税率低的国家办厂。这些连锁反应到一起，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滞缓或危机。
瑞典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七十年代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幅下降了一半以上。政府包揽越多，就越需要设立更多部门来负责“分配”和“管理”。结果出现一高一低：政府的开支越来越高，1995年瑞典政府开支占到GDP的66%；同年政府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
从1970到1988年，连续18年瑞典政府在赤字下运作。为此不得不举债维持，仅仅是债务的利息，就大到占政府支出的七分之一，是仅次于社会福利开支的第二项支出。
高税率自然造成劳动成本增高，结果瑞典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政府效率低下（政府越大，官僚气越盛）。据瑞典经济学家卡瑞森（Nils Karison）2004年的报告，自1950年以来，瑞典的私营领域没有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而同期美国的私营领域增加了六千万个工作机会）；在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市场的前50个瑞典大公司，没有一个是1970年以后产生的。
社会主义是否死了？
卡瑞森在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瑞典所代表的北欧社会主义模式已完全失败，“其结果令人震惊却很少世人知晓”。他说，瑞典模式给世人的教训是，如果想创造一个人道、有同情心、繁荣的社会，仅仅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后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主义是否死了？》的研讨会上，多数学者都以瑞典模式为例说，社会主义至少在全球有思考能力、有理性、有信息的人民中已经死了。那些还信奉它的人，“是对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费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乌托邦公社）失败的历史无知。”
但是，瑞典毕竟是民主国家，人民手里的选票，对政府的错误政策有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作用。早在九十年代，即使还是在左派执政时，他们就已感觉到非改革不可了。而所谓改革，就是从原来的“福利社会主义”改走原本资本主义道路。
这跟英国工党领袖、后来做了首相的布莱尔走所谓“中间道路”是一样的，就是以所谓中间的名义、体面地放弃原来的左倾经济政策，而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2006年，瑞典发生“政治地震”，长期执政（65年）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失败，强调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上台（2010年又连任）。瑞典发生了全面的经济变革：税率被降低，社会福利被控制，对企业的规章限制被取消，遗产税、赠与税被废除。
原有的改革在继续，新的变革在发生。这些往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导致瑞典起码在三个方面发生了令全球瞩目的变化：
瑞典的三个“惊人”
一是政府赤字被控制。原来赤字占GDP的76%，现降至36%。预计在2013年降至26%。相比之下，左派总统欧巴马主导的美国，政府债务总量已达到1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百！
二是失业率下降。瑞典目前的失业率已降至7.1%，远低于欧元区的平均值10.1%，也低于美国的8.8%（今年三月底的最新统计）。
三是经济强劲增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复苏中，瑞典的恢复是全球最快的之一。2010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是5%，尤其是第四季，增长率高达8.7%。而瑞典之外的整个欧洲的201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才是1.7%，美国是2.8%。
瑞典学者、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全球经济成长研究所”（IGEG）访问学者莫伯格（Lotta Moberg）和该所主任、也是卡托（Cato）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拉恩（Richard Rahn）在四月号美国《Newsmax》杂志合写了一篇题为“瑞典向右转”的文章，针对瑞典从左向右的变化，总结说：
瑞典人民看到了大政府制造灾难，看到了高税收窒息经济发展，所以他们迫使政府削减开支，废除限制企业的规章。瑞典曾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半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吸引无数的其他国家追随。但现在，瑞典向世界展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用民主的方式，改变过去灾难性的经济试验，而且是用一种很少痛苦的方式。
瑞典，再次成为“样板”，从原来那个带来灾难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样板，变成实行市场经济，走向真正资本主义的、充满经济活力的新样板！
2011-4-15
引自：http://lukepost.blog.hexun.com/63344599_d.html
高福利体现了人权么？
总是有人觉得一个高福利的社会，人人都有相当舒适的生活保障，才能确保人的各种基本权利。
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只不过是大锅饭的高级版本，虽然没有大锅饭那么均匀，但照样是通过强制手段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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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制度，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关于制度的理论不顾政府的能力而瞎吹牛逼，那么执行该制度理论的政府迟早为了维护理论中吹牛逼的谎言而撑不下去。
关于左右
左右这件事情很奇怪，在任何一个看过的关于左右的定义之中，左即不是右的逻辑非，左右关系也不能构成一个全序（什么是全序？就是按照这种序关系，所有人都能从左到右站成一队，队伍没有分叉、没有首尾相接的回路、也没有人在队伍外面）。换言之，即不能确保一个人非左即右，也不能确保任何两个人都可以比较左右。
研究政治坐标的人，也有用两维或者多个维度来表示若干种不同定义的左右的，但问题是丫们假定其中任何一个特定维度上的左右定义都能构成全序，而他们关于左右的任何一种定义都根本无法构成全序，于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居然被丫们当成默认无需说明的东西。
凡是我见过的关于政治坐标的研究都是模棱两可的伪科学研究。他们把研究弄得看上去很像科学研究，搞一堆科学术语，一堆数据表格，而概念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某些人，学了那么一两天数学，以为数学就是处理各种关于实数的问题，那么就可能以为一切都可以用实数来描述，而实数自然构成全序。但只要脑子不蠢到一定程度，都会知道这个世界上不能构成全序的关系多了去了，比方说后代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具备传递性，没有环路，但不具备完全性，只有2B才会以为任何两个人要么A是B的后代要么B是A的后代。而许多政治坐标研究者就是这种2B。
关于普世价值的种种论调
我从来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的鼓吹者从来就解释不清。
不过下面关于普适价值的种种论调，倒是可以欣赏一下。
A：普世价值超越地域宗教种族
B：要不要超越物种？
A：普适价值是人类伦理，只对人类有意义，对动物无意义
B：白人是否也可以鼓吹只对白人有意义的白人伦理？
A：不接受普世价值就是自我孤立
B：接受了普世价值是不是把人类孤立于自然呢？
A：普世价值来源于生物进化论，基因是自私的，自私即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伤害他人，前者需要支持，这就是生存权，后者需要禁止，这就是人人平等。这是人的天然属性，无国界无民族无种族之分。这就是生存和平等的普世价值的由来。
B：1.既然如此这显然是所有物种的天然属性，不仅仅是人的。2.禁止伤害他人跟平等无关，显然可以平等地允许任何人伤害任何人。
A：把普世价值视为洪水猛兽的人，不是奴才就是奴才的主子。
B：不解释清楚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就强求别人接受，想必是个非常相当主子的奴才。
A：连普世价值都不敢承认的人就是自绝于人类
B：不解释清楚普世价值就逼全人类承认普世价值，看来是要灭绝全人类吧。
博士政治课的大作业
本文是博士政治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的大作业，题目大概是科技与社会或科技与教育。为了交作业，本文匆匆写成，不免有一些欠考虑的地方，文章结构也相当不完整。不过作业的要求是3000字以上，所以我也不准备多写了。
本文中有一个故意打马虎眼的地方：我在不加讨论的情况下对科学这个词汇的含义选择了『有效理论』的定义。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花一定篇幅讨论的，但既然概念的含义都是人为规定，自然不存在对错，选择一种含义并且贯穿始终地使用之，涉及同一词汇的不同含义时做必要的说明和翻译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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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社会——偏见与误解
谈到科技与社会，就不能不谈谈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科学的种种偏见和误解，有许多人把某些涉及科学的主义或信仰当作科学本身，加以鼓吹或者加以批判。
对于这些误解，这里给出一个粗糙的列表，但这个列表既不是完整的，条目之间也不是独立的。
1.以为科学是唯物主义，将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当作信仰
2.以为科学将逻辑或还原论作为信仰
3.以为科学跟宗教一样也是一种信仰，只不过相信的是不同的东西
4.以为科学只追求定量和精确
5.以为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为了跟天斗，跟自然力量抗衡
6.以为科学证据能够排除上帝或其他具有宗教迷信色彩的对象
7.以为科学把某些事实作为绝对不可动摇的信仰坚信，例如能量守恒、热力学第二定律、不确定性原理、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等等
8.以为科学证据可以为价值观提供事实基础
9.以为某些具有特定价值倾向的科学家群体可以代表科学的价值倾向
10.将科学和技术拟人化，赋予其跟生物个体类似的情感和欲望
……
作为有效理论的科学
科学理论以有效性作为判定标准。所谓有效性，就是理论对其研究对象的断言是否符合事实。为了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就要求理论是可检验的，所谓可检验是指理论必须能够通过明确可操作的方式与事实对比，同时也要求理论的断言必须明确而无歧义。这里必须注意明确无歧义跟精确性并不是一回事儿，一个只能做出统计预言的理论照样可以是明确无歧义的，一个定性而非定量的理论也一样可以是明确而无歧义的，虽然它们未必能够算得上是精确的理论。明确而无歧义实际上是对理论逻辑自洽性的要求，对于一个逻辑上不满足自洽性要求的理论，可以给出自相矛盾的断言，因此是不可检验的。
也就是说，一个理论，如果它能够叫做科学理论，那么它必须能够进行逻辑一致性检验，必须能够通过明确可操作的步骤对其有效性进行经验检验。这里，数学、逻辑学理论由于不直接涉及经验世界的对象，因此数学和逻辑学理论不包含需要通过明确可操作的步骤进行经验检验的内容，因此第二条要求被自动满足，于是只要数学和逻辑学理论满足第一条就自动满足了科学理论的要求。这种差异把科学划分为两类：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前者涉及经验世界的具体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仅仅涉及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一个经验科学理论，如果把其概念与经验世界对象之间的映射去除，就成为抽象的数学或者逻辑学理论，无需通过经验时间过程的检验，只需符合自洽性要求。而一个抽象的数学或逻辑学理论，如果建立了其概念到经验世界对象之间的映射，就成为具体的经验科学理论，其有效性必须通过经验实践过程检验。
科学与信仰
信仰，特指坚定不移地相信某些假设。比方说，坚信这个世界是某个万能的造物主所创造的，坚信某某圣经上所说的就是万能造物主对人类的要求，坚信某些科学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坚信某种主义能够给全人类带来最终的解放，坚信……这里，信仰这个概念包含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假设、坚信。信仰的宾语必须是某种假设，这里举一个反例：一个人可以喜欢吃橘子，但却无法信仰吃橘子，因为『吃橘子』并不是一个假设，因此不能作为信仰的宾语。不过『吃橘子可治百病』则是一个假设，对这样一个假设坚信不疑才能构成一种信仰。回到有效理论的判定标准，科学理论的有效性必须是可检验的，这并不是一个假设，它仅仅是一个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规定。世界上并不天然存在一种天然的叫做科学理论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检验这种东西是否满足有效理论的要求，我们只是简单地规定满足有效理论要求的东西才叫做科学理论。此外，有效理论也从不假设科学理论必然是有效的，只是规定只有那些能够检验其有效性的理论才是科学理论，而对这些科学理论的筛选则是通过有效性检验。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之中都有其自身的基本假设，但科学方法论对待这些基本假设的态度跟任何宗教信仰都截然不同。任何一个宗教信仰，其基本假设在该宗教信仰理论体系中都是不可怀疑的，而任何科学理论之中的基本假设本身都是为了理论有效性服务而提出的。科学理论只关心基于某一套假设的理论能否对理论的研究对象给出可以有效检验的断言，只要这套假设不能对理论的研究对象给出可以有效检验的断言，那么无论这些假设看上去多么美妙令人向往，都会被科学方法抛弃。也就是说，科学方法从不把任何假设当作是理所当然必然成立的真理，只是当作一套有效性随时等待检验的猜测。当然，也有这样一些人，手里拿着榔头看什么都像钉子，认为『不把任何假设当作真理』本身就是一个信仰，然而之前我们已经澄清过了，信仰的宾语必须是某种假设，而『不把任何假设当作真理』这件事显然不是个假设，这只是科学方法论对什么是科学理论的规定。
还有一些观念认为科学方法论之中，至少把逻辑的有效性作为一种信仰，这种观念不但曲解了科学，也曲解了逻辑。逻辑仅仅是一套语言约定，在这一点上逻辑跟我们平常用来交流的语言差不多。为了交流我们需要对语言进行约定，否则任何人都无法知道其他人在说什么，甚至都无法知道自己过去说了什么。这种约定包括语法上和语义上的约定，语法上的约定规定了句子的合法结构，而语义上的约定规定了概念到指谓的对象的映射。逻辑跟日常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逻辑语言刻意在语言层次上避免歧义和自相矛盾，而日常语言中却存在大量的歧义和自相矛盾。事实上日常语言中也并非对歧义和矛盾视而不见，因为每当这种歧义和矛盾真的引起困难的时候，人们才被迫进行进行澄清。但日常语言这种处理歧义和矛盾的懒惰态度在科学研究中是无法忍受的，因为科学研究会涉及大量异常深入的分析，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歧义和矛盾被漏过都会引起连锁反应，于是在语言的层次上可以避免歧义和自相矛盾就变得十分必要。事实上，逻辑并非只有一种约定，除了经典二值逻辑，还存在直觉逻辑、多值逻辑、模态逻辑、次协调逻辑等不同的逻辑体系，但任何一种逻辑体系不会对显式的自相矛盾视而不见，因为这样自相矛盾的语言约定体系必然是平凡的，任何一个语句的含义都是任意的，无法传达任何信息。
有些强科学主义者希望或认为科学能够证明一切宗教信仰都是错误的，但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非科学的，自称是科学主义丝毫不能给这种主义提供任何科学性。科学无法对任何超经验的事物做出任何判断，任何科学理论，无论在多么巨大的范围呢多么有效，逻辑上都不能排除一个位于整个经验世界之外的造物主，这个造物主创造了整个经验世界，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而且丝毫不引起任何逻辑矛盾。当然，科学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肯定此类超经验对象的存在。事实上，对待所有这类超经验对象的问题，科学的态度是完全无视的。神创论者无比崇拜神，无神论者竭力反对神，虽然态度迥然相反，但双方却都极度重视神这个概念。而科学方法论既不是神创论也不是无神论，科学方法论完全无视神的存在，只关心可以实际检验的差异，如果神是否存在对于经验世界完全不产生可以被发觉的差异，那么这样的假设就跟科学毫无关系。不但如此，即便神是否存在可以对经验世界造成可以被发掘的差异，科学理论也不需要『神』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完全无法帮助我们构造关于这种差异的有效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方法论对神的态度比无神论更加冷血。
除了造物主之外，还有许多超经验的概念，例如『缸中之脑』这种概念，事实上无论你掌握了多少科学知识和实验手段，你也无法判断出自己是否仅仅是某个“邪恶”生物所培养的一个缸中之脑，而科学方法论对此问题的态度同样是无视：既然没办法知道自己是否只是一只缸中之脑，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无效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争论了千百年的所谓哲学难题，在科学方法论的观点上，都是无效问题。这里举个例子：『物质是否无限可分』，这个问题被哲学家争论了上千年，也没有争论出个结果，而且貌似还会被继续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我们不妨从有效理论的角度去审视这个问题：『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一个是或否的回答，原则上能否被有效的检验？显然不能。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打开了物质的一个新层次，坚信『物质无限可分』的一派人就笑了，认为这再一次证明了『物质无限可分』，而坚信『物质存在最小单元』的一派人则不以为然，声称我们只不过还没有分割到物质的最小层次。如果我们很久都没能打开物质的下一个层次，那么坚信『物质存在最小单元』的一派人就笑了，认为这证明了『物质并非无限可分』，而坚信『物质无限可分』的一派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技术手段的限制。换言之，仅仅通过纯逻辑的分析就可以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出一个判决性的实验，最终证实或者否定任何一派。对于所有此类的问题，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术语来形容：伪问题。对该问题下任何结论的理论压根就无法符合有效理论的可检验性要求，从而也就算不上是科学理论。
对于那些整天沉迷于无效问题的思想家来说，科学方法论对他们认为极其重要但实际上完全无效的那些伪问题给出的答复是：So what？
科学与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关于好坏的衡量标准，这反映了一个人的偏好。有些人能够坦然面对别人跟自己具有不同偏好的事实，而有些人则不能。这些人坚信自己的某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价值标准是『正确的』、『合理的』，甚至是全人类都『应该』接受的，是高于一切其他价值标准的，于是就声称这些价值标准是普世价值，将自己立于道德制高点，任何对此有不同见解的人都会遭到道德谩骂。他们试图证明自己所采纳的那套价值标准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甚至能够从某些客观事实中所直接导出。而哲学家休谟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明确区分了『应然判断』和『实然判断』，无论一个『应然判断』伪装得多么像是从事实和证据中推导出来的，它都是应然判断，而且在逻辑上就可以证明任何应然判断都不可能只从事实中导出，为了导出任何应然判断，必须引入至少一个没有根据的应然判断。既然应然判断必然由某些无根据的应然判断导出，那么主张一种价值观的人事实上根本就不能自证合理性。价值观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不是逻辑矛盾，试图为价值观寻找统一基础甚至消除价值观冲突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科学理论中的基本假设也不是从某些更基本的假设导出的，但与价值观领域不同，科学理论中的基本假设都是可检验的实然判断，因此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就构成了理论基本假设有效性的证据。价值观中所包含的应然判断在逻辑上就根本无从进行有效性检验，于是价值观领域的基本应然判断只能是无事实根据的应然判断，人们最终是根据自己的个体偏好来选择这些应然判断的。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偏好，自然也包括任何一个科学家。一个科学家搞科学研究的动机可以千差万别，但这些都是科学家作为一个人的属性，完全不是科学的属性。无论一个科学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搞科研，也只有在他的理论满足有效理论要求的情况下，才能算做是科学理论。确实存在这样一些科学家，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价值偏好掺和到科学理论之中兜售给公众，让许多人误以为这种价值观就是科学的价值观。在科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中这种兜售价值观私货的行为会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给出一个不可检验的价值判断，相比公众而言更难以让学术同行普遍买账。科学方法论要求科学理论的基本假设的有效性必须是可以被检验的，而价值偏好作为应然判断根本不存在有效性的问题。例如，『张三应该去死』就是一个不可检验有效性的应然判断，无论张三事实上去死了还是没有去死，都根本无法构成这句话是否有效的证据，无论张三是否去死了，照样都可以说他应该去死或者说他不应该去死。因此关于『张三应该去死』的任何断言，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不能构成有效理论。
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并不排除科学理论以『行为偏好』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行为偏好』的属性做出可检验的判断。也就是说，科学理论本身不做应然判断，但并不意味着科学理论不能以应然判断作为研究对象并对之给出可以实际检验的理论判断。但即便如此，以行为偏好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也无法给任何价值标准提供科学的基础，因为价值标准的基础必须从某个应然判断出发，而关于行为偏好的科学理论却只能给出关于行为偏好的事实判断，却完全不能做出任何应然判断。
虽然价值观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价值观，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一个人『不应该有价值观』，科学理论根本就无法给出这样的应然判断。科学理论不提供应然判断，丝毫不等于人不应该做出应然判断，更不意味着一个科学家不应该有自己的偏好。每当一个人面临一个行为选择，他就会根据自己的知识预测这些选择的效果，并且根据自己对这些效果偏好的强烈程度做出自己的行为决策。科学知识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正体现在他如何根据自己的知识预测这些行为选择的效果上。
人们往往希望有一套判断好坏的最高标准，这样才能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如果没有天然的方法判断什么样的好坏标准才是高于一切的标准，许多人就会困惑和害怕。人们怕的时候往往会把希望当作事实，而不是勇敢地面对现实并且寻找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科学虽然不是价值观，但科学方法却能够帮助人们弄清楚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得到这些东西。
科技与环境
人们在利用科技工具对环境进行开发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导致许多自己并不想要的后果。这种后果恰恰是人们对科技工具的实际后果缺乏了解导致的，而如何有效地对科技工具的后果进行判断，其本身恰恰也构成了一个科学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效理论。
有人坚信只要科学技术发展，环境问题早晚会被解决。如果这个观点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寻找科技工具对环境影响的有效理论，并且利用这个理论来帮助我们做出合适的决策，那么还说得过去。但如果这个观点的意思是我们只管发展科技工具本身，环境问题早晚会被自然解决，就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观念。这就好比一个人，他越锻炼身体，身体就变得越差，但他不去弄清楚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越锻炼越差并做出调整，而是不断加大运动量，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身体会莫名其妙地好起来一样。
另一方面，把环境问题归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毫无道理可言。真正驱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是人的需求，离开了人的需求，科学技术就死了，科学技术本身根本不具备破坏环境的能力。环境问题与其说是科技发展带来的恶果，不如说是人类在自身需求驱动下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即便科学技术好不发达的古代，人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只不过古代人对生存环境的改变是微弱的，通常不会造成十分剧烈的后果，而现代科技却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对很大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改变，以至于人类自身都无法适应这种改变。人类自古以来从未改变的地方是：只要我们手中有什么可以用来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人类就会迫不及待地使用之，直到出现了我们自己所不期望的效果时才做出必要的反应。
谈论科技与环境，真正的有意义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如何运用科技达成我们想要的效果，而不是导致我们所不想要的后果。
记者因文章被停职
http://books.solidot.org/article.pl?sid=11/08/19/0521214&from=rss
本月初《南风窗》发表文章《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已删除，百度快照，转载）》。记者赵灵敏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唐启华在谈话中驳斥了流行的历史说法，他指出袁世凯并没有接受“二十一条”，而孙中山却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唐启华认为今天我们的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他评价道，“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赵灵敏目前已被停职反省，这篇文章被指“政治导向错误”。
[ZZ]技术左右天下大势
这篇文章硬伤很多，但他想表达的核心内容没大毛病，就是拿来当证据的东西有太多胡扯。
尤其是其中有些部分的调调很像是支持智能设计论的，很暧昧地混淆了选择的非随机和变异的随机性。
http://www.geekonomics10000.com/591
技术左右天下大势
同人于野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7月24日，报纸版标题是《机关枪捍卫世界和平？》）
我们常常相信历史前进的冥冥之中存在一些逆之者亡，顺之者昌的“大势”，就好像《三国演义》一开头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然而就算真有这样的大势，也很少有人能正确地预见到。比如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互相依赖的整体，电话和电报这些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国能够充分交流，再加上民主制度广泛传播，以至于整个欧洲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都认为天下大势是和平。他们在二十世纪之初预言欧洲将不会再出现大的战争了，结果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战争最惨烈的世纪。
但是也不能说天下大势不存在，或者不可预测。实际上，有一个波兰银行家，Ivan Bloch，曾经几乎窥破了天机。作为一个业余军事学家，Bloch在1898年出了一套六卷本著作《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Bloch也许从来没上过战场，但他却是世界上最了解机关枪意义的人。Block说，机关枪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步兵和骑兵战术彻底过时 — 有了机关枪，士兵们只能在战壕里作战，因为他的计算表明一个战壕里的士兵比地面上的士兵有四倍的优势。这样步步为营的壕沟战会让快速推进成为不可能，以至于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能对另一个强国速战速决，所以未来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消耗战。这样长久的战争会迫使参战国投入百倍于传统战争的兵力，拖垮参战国的经济，甚至引发其国内动荡革命，所以没有哪个大国会愚蠢到在机关枪时代发动战争，于是结论就是机关枪将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事实证明除了和平，其它方面Bloch都说对了。
Bloch没有预测到一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高估了世人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这本书的思想是如此先进，以至于在它非常畅销的情况下却没有引起各国军方足够的重视。军队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排兵布阵，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欧洲战场上的将领们才意识到机关枪的确是一种防守性，而不是进攻性武器，而且打仗的时候的确应该呆在战壕里。即便是这样机关枪也没有带来最终和平，因为坦克出现了 — 在Bloch写书的时候这个终极陆战进攻性武器还没有发明。不论如何，从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判断天下大势这个思路显然并没有错。
技术不仅仅对人类生活提供辅助性的帮助，而且可以直接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发展的大势决定天下大势。最近堪称是当代技术思想家的Kevin Kelly，出了一本 What Technology Wants（《技术想要什么》），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技术的大势。在这本书里 Kelly 认为技术的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独立，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样变成了一个活的东西，以至于它“想要”一些东西。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很小，我们的角色不是技术的主人，而是“技术的父母”，乃至于“技术的生殖器官”。即便如此，技术仍然是个好东西，它的大势总是让我们变得更好。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技术是个好东西。空气污染，全球变暖和核辐射，使得有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人类应该放弃技术，回归到原始社会的自然生活。但原始社会既不文明也不环保。我国古代文化常常认为上古是大同社会，人们过着与世无争的安乐生活，而事实是在农业技术被发明之前的原始采集狩猎时代，部落之间的战争比任何文明社会都要频繁，死于战争的人口比例是农业社会的五倍。再加上食物来源不稳定，没有多少人能活过20岁，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40岁以上的原始人。从保护生物多样性角度，原始社会生活方式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比现在还要严重。从原始人走出非洲开始，人类走到哪里，哪里的乳齿象，猛犸象，恐鸟，犀牛和巨型骆驼就会被灭绝。到距今一万年前的时候，地球上80%的大型哺乳动物种类都被原始人屠杀殆尽。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农业技术终于出现。人口开始增长，寿命开始延长，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之间的知识传承才变得可能。有气象学家甚至认为，正是因为8000年前的早期农业带来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全球变暖，才使得地球避免了另一个冰川期。农业技术发展一个杰作是所谓“轴心时代”。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各大文明都出现了足以影响后世千年的精神导师，比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释迦摩尼，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所以会有轴心时代，是因为当时大规模灌溉技术的出现，古代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以至于可以养活一帮（像有人说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到晚专门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Kelly写道，人类社会组织每一次大的变革都由新技术的出现引发。人类必须首先发明文字书写系统，才能把法律写下来，才能谈得上司法公正。是标准化货币的铸造使得贸易流通更广泛，鼓励了经商乃至形成自由的思想。1494年复式记账法的发明使得欧洲的公司第一次可以处理复杂的业务，直接开启了威尼斯的银行业，乃至全球化的经济。是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使得欧洲基督徒第一次有机会摆脱教堂，直接阅读圣经，形成自己的理解，结果导致爆发后来的宗教改革。
一个特别有意思而又影响深远的技术是马镫。在没有马镫的时代骑马作战时大部分体力都被用于不让自己从马上掉下来，骑兵对步兵没有速度以外的优势。而马镫让骑兵可以在马上从容使用武器，战马更容易控制，甚至人马一体，从而获得比步兵大得多的优势。从此之后，骑兵成为一个专业兵种，一群未经训练的平民就算组织起来也不可能打败久经训练的骑兵。再加上只有贵族才买得起马，可以说马镫技术直接带来了欧洲骑士制度、贵族封建统治、和漫长的中世纪。而最后终结这种统治的，是火枪技术的出现，因为训练一个火枪手比训练一名骑兵容易得多。
技术不但改变历史，而且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比如地图和钟表的出现就带给我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跟一个只会看真实风景的人相比，一个会看地图的人拥有一种高级得多的思维能力，他能通过抽象的点和线去感知一种此前的人无法想象的空间结构关系。机械钟表则把时间这个原本不可分割的自然现象变成可计量的单位，而滴滴答答前进的时间感则开启了人类探索科学的序幕。技术甚至改变人的基因。人类今天的进化速度是拥有农业技术之前的一百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出现以后人类由小部落的游猎变成大规模群居，每个人有了更多的可选伴侣，导致自然选择加速。另一方面，因为人学会了饲养家畜，新的食物也在改变人的体质，比如今天我们对牛奶的消化能力就比远古时代强得多。
可能有人会说，技术是改变人，但难道技术不都是人发明的么？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改变人。这种说法很难说是对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人基本上控制不了技术。当我们考察技术的进步史，我们会发现它跟生物进化非常类似：二者都有从简单演化到复杂，从一般到特别，从一元化到多元化，从单打独斗到种群间合作共生等特点。如果说一个生命种类就是一堆基因的排列组合，那么一项技术也是一组想法的排列组合。从这个角度，Kelly认为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是一种生命，他把所有技术的总和称为“技术界（technium）”，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等其它六个生物界并列，号称是生命的第七个界。有意思的是，要想真正理解技术进化的历史，我们需要一点关于生物进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传统教科书中的自然选择，说基因突变完全随机，进化是为适应环境来决定哪种变异被保留。而在过去三十年，科学家开始使用非线性数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手段来研究进化论，其得出的最关键思想，就是进化不是完全随机的。所有动物的视网膜上都有同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它的作用是把眼睛接收到的光能变成电信号传输给视觉神经。在所有可能处理光信号的蛋白质分子中，视紫红质的性能是最好的，生物进化早在几十亿年前就发现了这个完美分子的结构，而且从没有变过。如果进化是完全随机的，那么在所有可能的蛋白质分子中找到这么一个完美分子，就好像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颗特定恒星一样困难。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视紫红质是在古细菌和真细菌这两个进化路线上完全独立的分支上分别被进化出来的。也就是说进化不但找到了这个分子，而且还找到了两次！从统计角度完全随机的进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有些最新的进化论学说认为生物通过细胞的新陈代谢之类的过程，存在一个自组织的机制，使得基因变异有一个特定的方向。而这种学说的关键证据，在于生命组织的形成方法是有限的。
比如说组成眼睛的方法就是有限的。人眼这个结构不但出现在哺乳动物中，而且出现在六种不同的生物种类中 — 这六个物种的共同祖先是没有眼睛的，它们是在进化史上分道扬镳以后才各自独立地进化出来了眼睛，而且是同一种眼睛。更进一步，组成眼睛一共就只有九种方法，而这九种方法都被进化所发现了。再比如说翅膀，世界上可能只有一种形成翅膀的方法，所以蝙蝠、鸟类和翼手龙虽然独立进化，其翅膀结构却是一样的。
理论上有能力组成生命所需大分子的元素只有碳和硅，而硅的性能比碳要稍逊，结果我们这个星球上尽管硅比碳储量丰富，所有生命都是基于碳的。科学家用计算机模拟了无数种可能组成生命的大分子，发现只有一种组合方式性能最好，而真实生命的DNA正是这种结构。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个物种是真正新的，无非是对有限的可能性进行排列组合而已。将来哪怕真找到外星生命，我们也会毫不惊讶地发现其组成方式跟我们一致。所以生命进化的内在方向，就是在这些有限的可能性中跳跃，正如非线性系统的演化往往是收敛的一样。
技术的进化也是如此。外行的科幻小说作家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认为科技的发展是“一切皆有可能”，但事实是技术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人远远不能从心所欲。如果我们考察几个大陆上相对独立发展的各个古文明，会发现尽管他们之间因为缺少交流而进步的先后不一致，但其技术发展路线图却是相同的。先有石器，然后才能学会控制火，然后才能出现刀，然后才有染料，渔具，石像和缝纫技术。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农耕技术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先发明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是各个古文明独立发明的。结果用于农耕的各种工具，乃至于不同家畜的驯养，都是按照同样的顺序被各文明发明和掌握。在技术进步的任何阶段，都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能研发什么。技术不听我们的，我们得听技术的。
人不能控制技术的另一个证据是一项技术如果到了“该出来”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出来。因为它会被好几个人同时发现。现在公认是贝尔发明了电话，但实际上伊莱沙·格雷几乎同时作出了这个发明，两人甚至是在同一天申请了专利，贝尔仅仅比格雷早了两个小时！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发现进化论，牛顿和莱布尼兹同时发现微积分。有人在1974年对1718个科学家的调查表明，其中有62%的人曾经在研究中被别人抢了先，这还不算没有报告的同时发现。在外行眼中科技突破都是由英雄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做出来的，而事实则是就算你把这个科学家杀了，别的科学家也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把它做出来。统计表明一个科学家要想多干出一点东西，不被别人抢了功劳，最好的办法是……多干一点东西。
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技术不仅仅是人类需求或者人类天才创造的推动，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推动。正如生物进化一样，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孕育新的技术突破，整个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自组织和正反馈过程。有了文字就会有书，有了书就会有图书馆。有了电力就会有电话，有了电话就会有互联网。有了图书馆和互联网，就会有互联网上的图书馆，维基百科就不可避免。任何正反馈过程都会导致加速演化，而技术进步正是加速进行的。以摩尔定律为代表，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速度成指数增长。而在1900到2000年这一百年内，我们的科学论文总数和技术专利总数的增长，也完美地符合指数曲线。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不变，到2060年地球上将会有十一亿首不同的歌曲，和一百二十亿种不同的商品可供选择。
作为一个电脑游戏爱好者，我发现《文明》和《帝国时代》这样的战略游戏中有三个设定相当符合人类历史。第一，你必须先研发出来某种特定的技术，才能去做某些事情。第二，你不必担心自己够不够聪明，只要你的经济达到相应的程度，该出来的技术就一定会出来。第三，你无权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该出来”，它们的种类和次序都是设定好了的。借用Google研究院吴军的话，技术革命就如同大潮，我们只不过是弄潮儿，而我们中的幸运者将处在浪潮之巅。
评估当前技术的影响，预测下一个技术突破，正在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课题。比如如果未来20年内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使工业机器人的能力超过现在的生产线工人，那么穷国的劳动力优势就将不复存在，全世界都得面临高失业率。今天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突破能不能实现，但将来一旦实现，就会有识时务者在新闻出来的当天启动应对方案。本书的一个遗憾是它没有预测目前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下一个天下大势是什么。但这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技术就算出来了，我们也很难立即看到它真正的影响。当初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他设想的最重要功能是播放有声书，居然怎么也没想到录音技术的最大用武之地是在音乐市场。
Kelly热情地欢呼技术进步，认为技术总是带给我们更多的选择，而更多的选择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标准。从大时间尺度上讲这当然不错，但在小时间尺度内，某些特定技术的出现未必对所有事情都是好消息。比如互联网对世界和平是个好消息么？如果本文开头提到的Ivan Bloch能一直活到今天，他也许会有一个比Kelly这本书和自己一百多年前那本书都更不乐观的看法。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obert Jervis曾经在1978年提出一个关于技术进步与人类和平的非常有意思的理论。Jervis发现历史上进攻性武器技术和防守性武器技术是交替进步的：每当进攻性武器取得主导地位，战争就会变得更频繁；而每当防守性武器更强大，战争就会减少。比如欧洲历史上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因为广泛修筑堡垒而相当和平。但十五世纪大炮的出现使得战争增加。而十六世纪星形要塞（也就是小说《窃明》里说的棱堡）的发明使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几乎不可攻破，欧洲重回和平，一直到十八世纪拥有更长炮管的自行火炮才出来打破僵局。这种武器的交替上升包括一战和二战中机关枪对坦克，直到冷战时代终极防守武器，也就是核武器带来恐怖平衡下的和平年代。根据这个理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互联网是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守性武器？他认为是进攻性武器 — 因为互联网使得组织恐怖袭击比阻止恐怖袭击的成本低得多。
技术想要变得更高级，想要变得更无处不在，它有时候也想要帮助我们，但更重要的是，它想要独立地发展。你爱，或者不爱它，技术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关于下岗和圈地的讨论
太上的时代，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
但太上时代的牺牲[注]，在今天看来，有意义吗？
[注]主要指下岗之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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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着另一人群——应该不算小众吧——没有“下岗”资格的农村人口。
国企工人相对于其他人群过了多年甚至几代人的“好”日子——几代同厂便是证据。
大饥馑饿死的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村人——吾祖父、外祖父母均夭折于斯时。
到太上时，国企再也抗不住地大面积亏损，谁还有义务养他们？国家的义务？
国家不是生产者，说国家有义务养他们就是说其他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义务养他们。
当然可以说不是国企员工的责任，但有责任者已经作古，追究责任也只能鞭尸。
现实与责任是两回事，现实是船快沉了，只能扔一些人下水或大家一起下水。追究沉船的责任只能作用于未来而无益于当下。
太上也许可以做得更好，但做到这个份儿上也可以用成败论英雄了——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
现在，还有人可能要为将来负责任，要避免鞭尸，就要趁大家还活得过去的时候，把尸位素餐的“将尸”者和僵尸制度改掉。
然则，这时那些专制的受害者，下岗工人的后代，却反对起民主改革了，无意于防范另一次沉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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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君：回A君的帖子
对A君的观点深有感触。作为农民出生的人，对下岗俩字根本没有任何感触。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我这样的农村出来的，认为下岗，国家少养一批贤人，让更多人凭能力竞争岗位，更是一种公平体现。不过这当然是理想意义上的，在天朝无疑都另当别论。
我的家人，不管直系还是旁系亲属，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因此自幼，对所谓的社保、退休这些概念都根本没有感触。在父辈或祖辈眼中，这些都是城里人高出农村人一等的头衔。父辈人对我辈的首要期望也是摆脱农村户口，去享受那些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医疗保障，退休金等等传说。
即便到了十年前的时候，城乡的不公还非常严重，甚至那时候成为了顶峰。在大学的时候，同学聊天，统一的口径都在骂党骂正腐，但农村和城镇的后代明显对立的区别。两者似乎都要表达自己更艰难。农村来的羡慕城镇的有低保有保障，被车压死赔钱都多出几倍。城镇来的说城镇更没有保障，下岗意味着失去一切，农村的还有土地能保障种什么吃什么饿不死。
这现象，使得社会最基层，也是最广大的人民组成部分，工人和农民之间成了一道严重的鸿沟，二者的区别，本来算不上矛盾反而被炒成了矛盾。
知道现在，我在家这边的朋友，说起来对那些城镇下岗职工来说，没有半点同情心，反而更多的是耻笑，耻笑说他们先前得太多便宜现在是卖乖。就像先前的嫉妒一样，不同境遇的人除非思想高到我这水准（:)）否则难以同情那些和自己不同境遇的人。许多村里的人认为城镇人生活在什么都不干就有吃有喝病了有钱看病老了有人养的状态中。我是听不少城里的落魄朋友说到低保说“有你妈大狗JB”才知道现实是什么样的。
直到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两年，电视里面报道的口风，还都是坚决允许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说到改善民生，说的都是提高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后来说如何要下岗工人再就业。说起农村人的民生来，也都是一片大好，放一些D领导视察大丰收的画面。
就当时我的切身感受是，电视上报道的农村幸福标准，绝对不会超过城镇低保金额。那时候甚至想自己是城里人，每月300元低保，每天十元，可以生活得想大爷一样，不用发愁别的，安心在家自学都够了。这的确是那时候自己的亲身感受。那时候农村传说也有低保了，不过除了村里几个当官的有钱有势的，没人能享受到。穷人没资格享受低保。
这样的状态几乎持续到四年前。我或许也是因为如此被逼得南下的。随后就是突如其来的彻底大变。4年前我家全年的收入，主要靠父亲，估计不及现在三口人一个月的收入，单是母亲现在的养老金就比当初还父亲工资要高。而且由于拆迁什么的农村户口一下子翻身了。原先的二等公民社会底层的底层一下子成了暴发户。我也从以前的考试报名费都交不起的别人眼中破罐破摔自己却坚持认为自己很NB的业障状态，变成了现在有俩棺材板钱成天吃喝玩物丧志别人眼里反而认为我出息了而我真感觉是在破罐破摔的转折状态。
现在想起来，很难有感触了，感觉一切真的就和浮云一样。十年前的时候，没人承包土地，因为再怎么种比不过城里人的退休金。十年后现在没有土地给你，因为真的是寸土寸金。从个人得失上讲，这些理由足以让农村人和城里人都怨声载道。从国家大层面讲，这种有点近乎扯淡的事情的确真真切切发生了。
一些农村人憋了几十年，突如其来的暴利终于可以发泄；一些城里人红了眼……
瞎扯了半天。总的来说，从一开始，D和正腐就着眼建立一套公平的体制。。没错，它们着眼是建立公平的，但处于其智商和道德，畜生眼中的公平对于人来说绝对是灾难。当畜生驯养人成为顺民后，再为打破这套畜生建立起来的体制，无疑要伤害好多无辜的人，那些因下岗而失去生活依靠的国企职工，无疑是这件是上的最直接的牺牲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要求他们。许多农村的朋友，认为这些人本来就是不公正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这种既得利益并非是主观的。就像农村人说城里人凭什么享受他们享受不到的保障一样，这些下岗职工也没有被天朝教育如何面临转型期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可以问一句凭什么我他妈小时候你告诉我可以稳定工作一辈子，我工作半辈子你把握赶跑了。
我觉得D和国家高明的一点就是，把它们的愚昧贪婪野心酿酒的苦果，化解在社会中，让社会人群的对立来消弭其罪孽业气。
最伟大的一点，始终没变的，在天朝，不管任何时候，不管任何矛盾，不管任何事件，除了一些学者，和一些似乎代表真正大众的网上声音呼吁公平，呼吁人权。但实际中，强势者，既得利益者，对弱势者，永远没有同情心！！！就像过去，城里人鄙视农村人；也就像现在，一些农村暴发户仍旧抱着仇恨的眼光看城里人。北京土著还在骂外地人乱了社会风气。外来驻京了混好了之后还在骂北京人排外世故。没有理解，没有半点同情心。一个月前，一个村里的哥们，刚靠灰色手段俩月弄了七位数，掏出张大团结等值钞票请我喝酒说：“我跟你说啊……”我说：“别去你妈的装B了，自己发财不想我，吹牛逼找我让我羡慕嫉妒狠。”他说：“我就C，听我说，这年头，为富就得不仁，又要有良心又要赚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社会现实……这真的就是社会现实！
回到太上话题上。太上期间，没有发生过太祖太宗时代乃至前朝和古代帝王所作为的让后世唾骂的事情。太上的个人科学文化素养，在五千年来，无疑是最高的，应该比现在帝位的居者高。说到RP，虽然有些绯闻，不过我是没有知道更多直接证据，比起国父萝莉控来说不足一谈。十年前粪青时代，对其个人进行过太多人身攻击，现在想来有种歉意。
太上时代，非常不完美。但太上本人来说，不应该为这不完美背负太多。反倒是先后两个丞相的所为，应该承担责任。
到了本朝，一个怪现象就是，退位皇帝都要挨骂，但丞相却都得好口碑。从第一任拒绝国际援助的中学退学生，到现在的影帝，都是如此。太上时代的第二任丞相，其施政直接要我上不起学滚蛋，乃至三天前才捧回本科毕业证，耽误了八年。可在草民中又貌似口碑极高。99口棺材这样相声演员的言论居然得了民心。。。不解也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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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楼上A君和B君的帖子：
故事1：劫匪抢张三和李四两人，看准张三好欺负就抢了一万块钱，而李四不太好欺负就抢了一千块钱，结果张三没有抱怨劫匪的抢劫行为却抱怨劫匪抢的不公平，而李四则因为张三比自己好欺负而瞧不起张三。劫匪第二次抢劫的时候又抢了张三一万块钱，抢了李四两千块钱，张三感觉平衡多了，但还是不能忘了抱怨一下张三一直瞧不起自己这件事。
故事2：王五管赵六借了一百万，去赌钱输了精光。凭王五的能力，工作一辈子也只能还一万，但王五擅长抢劫，有能力通过抢劫还掉一百万。赵六认为王五有义务还一百万，于是将王五告上了法庭，法官一看王五实在不好欺负，于是判断如下：王五没钱也没法赚到足够的钱，如果判定王五有义务还赵六一百万就等于让王五去抢劫其他无辜的人，相当于判定其他人有义务还赵六的一百万，因此驳回了赵六的主张，将王五无罪释放。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过去农民的负担来自于供养城市离退休人员么？你们真的觉得城市里面那些工人被下岗之后，确实减轻农民负担么？你们真的觉得是因为过多照顾了城市人，让城市人得到了超出他们应得的东西才造成了农村人的沉重负担么？
实施了几十年农奴制度让农民不堪重负，最近刚刚减负没几年，政府就开始以极端的反市场的方式单方面以『合理价格』『收购』农民的土地，同时禁止开发商以市场价自行收购，然后再高价转手卖给开发商，这些年靠这种方式赚取了数万亿。这种新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是不是也来自于城乡的不公平待遇？
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工人和农民可以通过自愿交易而各自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工人根本不需要通过抢劫农民的方式生存，包括工人的养老。养老明明是老年人享受自己年轻时所作的投资和购买的保险，结果在这个国家就被歪曲成了老年人吃年轻人，城里人吃农民。
当然，养老金被制度消耗得几乎一干二净这件事情已经成了既定事实，我们不可能把被制度消耗掉的这些养老金像变戏法一样变回来。另一方面，制度的主要成本根本就不在于官员们吃喝嫖赌，而是来自于制度的约束下经济效率的严重降低。没有人能够从这种效率的降低中受益，包括官员在内。
低效的制度让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体制内的官员。鞭尸的自然都没长脑子，不要说鞭尸，就算是鞭活着的官员把他们杀光大家分钱也无济于事，分到每个人手里的钱压根没多少。更何况官员一样是制度的受害者，认为官员对此负有主要责任而必须被清算的人跟那些鞭尸的人一样没长脑子。
但不鞭尸就不能指出下岗工人是制度受害者的事实了吗？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你也只能说农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你甚至可以说农民是比工人更悲惨的受害者，但你不能把责任推到那些享受养老金的城市退休工人头上，看到工人纷纷被下岗了就拍手称快。
国家必须对国企大面积亏损负责，但让其他劳动者来供养那些亏损企业的下岗工人，这不叫负责，这叫耍流氓。如果国家负不起这个责任，当然应该跟这些下岗工人一起下岗，而不是赖在那里。当然，这并不现实，它就是会赖在那里，只能考虑其他可行的温和的途径解决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判断：国家必须对其过错负责。你可以负不起责，但你不能因此变得连过错都没有，如果你连过错都没有，那么我们就用不着做出任何改变，因为既然大家都没有过错，那么说明我们的制度已经是完美的了，我们过得不好纯粹是自然规律所致，谁也怪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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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不要拿农村出身来说事。我的家庭就是城市出身和农村出身的结合，如果这可以算是能够公正对待城乡问题的因素，那么我有这个资格，但我不需要这种资格。
传说……
（口前）当年周王伐纣前，有人对周王说：商朝无道，百姓都在发牢骚，我们是否要讨伐他？周王说：再等等。后来又有人对周王说：商朝无道，百姓不再发牢骚，而是破口大骂，是否应该讨伐？周王说：再等等。后来又有人对周王禀报说：现在商朝的一些贵族，富者纷纷离开商朝，投奔了各诸侯国，换了国籍，是否讨伐之？周王说：再等等。后来有人又向周王说：商朝百姓都不再说话了，百姓路上见面都低头而过，面带恐惧，不发牢骚，不骂，也不敢交谈。周王拍案而起，下诏即刻讨伐纣王······
结果周军所到之处，商朝百姓和士兵纷纷投诚反戈。商朝出走的贵族，富商，精英也纷纷加入讨伐商纣的行列，自此商朝统治土崩瓦解，商纣王自焚而亡·······
（化石城主）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与英军激战，大量老百姓在旁边看戏，没人去帮助清军
英军问自己的中国人翻译，老百姓为什么不帮助自己的军队，翻译说：国不知有民，民也不知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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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所述未必符合史实，但道理说得不错。
理论的可检验性和有效性。
能够通过明确具体的操作步骤验证或反证的理论，就是可检验的理论。
一个可检验的理论必须满足：
- 自洽，也就是不能自相矛盾，否则无论什么样的证据都即可以支持又可以反对该理论的断言。
- 通过具体可操作的步骤判定一个事实是否符合该理论的断言。
一个理论首先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才能谈论其有效性。不可检验的理论谈不上什么有效性，无论这个理论能解释多少东西。
一个可检验的理论经受住了一个事实的检验，这就是该理论的一个支持性证据。一个理论的有效性就是指其支持性证据集的规模。
但必须注意，用于建立理论的事实不是理论的支持性证据，比方说用于确定理论中待定参数的那些事实，以及用来建立理论基本假设的那些事实。为什么科学家偏爱参数比较少的理论？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同样一组事实，参数较少的理论仅仅需要用其中较少的事实就可以确定参数，剩余的事实就可以作为理论的有效性检验，而一个参数较多的理论则需要更多事实才能确定参数，剩下的能够作为理论有效性检验的事实就少了。如果全部事实都拿来确定理论参数了，那么一个能用来检验理论有效性的事实都没有了。
论证『科学也是一种信仰』的若干伎俩
- 不知道『信仰』的宾语只能是『假设』，无论你说了什么，都立即断言这就是你的信仰。比方说认定『拒绝坚信任何假设』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认定『奥卡姆剃刀原则』也是一种信仰。态度或行为策略只能被选择，比方说你只能选择『去吃饭』却无法相信『去吃饭』，但『吃饭能填保肚子』是个假设因此可以被相信。『拒绝坚信任何假设』以及『奥卡姆剃刀原则』都不是假设。
- 不知道『逻辑』只是一种确保自洽的语言约定，上来就说科学至少要坚信逻辑。这种人认为逻辑的正确性只能被相信，而不知道逻辑是被刻意规定成自洽的。如果可以不讲逻辑，我们马上就可以证明或者否证任何观点。如果这不是你所希望的，那么你就得做语言约定。只要你做语言约定，那么你就是在建立一种逻辑。如果你能建立一种新型的自洽的逻辑，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你建立的逻辑说话。
- 断言在科学方法上必须坚信某些假设。比方说认定『存在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自然规律是普适的』，但此类假设全都不具备可观察的效果，从而对于建立任何有效理论毫无必要。拿爱因斯坦等牛人的名人名言做遮羞布也没用。
- 断言在科学理论上必须坚信某些假设。比方说认定『能量守恒』、『空间各向同性』必须绝对坚信。这些东西仅仅是一些久经考验从未发现例外的东西，从未发现例外丝毫不意味着例外绝不会出现，但只要例外出现，我们只能承认理论失效而修改理论而不是修改事实。
- 断言科学坚信某些哲学流派的假设。比如认定科学不承认作为创造者的神的存在，认定科学必然是无神论。但实际上凡是不可检验的假设，科学的态度是不予理会，而不是否定这些假设。不可检验的假设的反面仍然是不可检验的假设，所以要否定这些不可检验的假设就必须做出不可检验的假设，而不可检验的假设自然压根就不能是有效理论，因此跟科学无关。科学跟无神论无关，无神论极力反对神的存在，而科学却完全无视这种无效问题。
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只是廉价的谎言。
私有产权保护只能是一种服务，只要是服务就不可能免费。
可以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下无论你是否需要保护服务，无论你需要得到什么程度的服务，你都必须缴纳政府硬性规定的服务费用。而无论一个人缴纳了多么少的服务费用，只要他符合了这种硬性规定，政府名义上都必须承担无限责任，无论政府是否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另一种帕累托帕累托意义上可能更优的制度是：你想取得什么程度的服务，就支付这种程度的服务所需的费用，不需要这种服务就不支付。而政府也仅仅根据你所支付的费用提供服务，而且政府责任以此为限。
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之和
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之和是一个很含混的说法，大致上指整体具有其任何组成部分都并不具备的新功能或特性。
整体当然不等于其组成部分之和。
把一辆车的零件放在一起并不是一辆车。
整体等于其组成部分及其组装关系之和。
Not a big deal
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
贝克来说「存在就是被感知」
爱因斯坦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
……
「哲学家」们特别喜欢争论那一个答案是对的。这是一个可笑的事情，所有这些不同的说法都依赖于各自不同的概念定义，如果把这些说法作为推理的基础，那么这些说法本身就成了存在概念的定义。于是这些争论就成了词义辨析。
左右
平等就左，自由就右
激进就左，保守就右
理想就左，现实就右
文科就左，理科就右
理科就左，工科就右
学人就左，商人就右
积极自由就左，消极自由就右
个人自由就左，经济自由就右
文化多元主义就左，政治多元主义就右
对内国家民族主义就左，对外国家民族主义就右
————————————
上述这些左右的划分最大的妙处是左右总是有很多定义，一种左和另一种左未必不一致，一种右和另一种左也未必不相容，一个人完全可以在一种划分之下左，另一种划分之下右。但这些不同方式划分的左和右被粗暴地分为两组，一组都叫左，另一组都叫右，这样最有利于搅混水和煽动斗殴。
[ZZ]选民的大脑想要什么——同人于野
来自<学而时嘻之>
选民的大脑想要什么
同人于野
（《东方早报 – 上海书评》，2011年3月6日，报纸版标题是《西方选民太不“自私”了》）
美式民主的反对者常常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民都是自私的，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投票从而会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政客们则说一套做一套，竞选的时候空许诺，最后出台的政策必然背离民意。这两个批评都是错的。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是非常无私的。大多数选民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从候选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恰恰是出于爱国之类的高尚情操去投票。美国政客的大多数政策不但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是越来越符合民意 — 随着近年以来各种民意测验越来越频繁，政客们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的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现在的美式民主其实是一个选民很无私，政客很贴心的制度，是一个选民说话真的好使的制度。
可惜这正是民主失灵的原因。
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越来越严重，钢铁工业方面就先是在09年初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定政府基建项目中只能使用美国产钢铁，而今年二月更是对部分中国钢材加征430%的反倾销税。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论证这种贸易保护其实对美国经济有害，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消费者，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1930年代类似的贸易保护政策恰恰加剧了大萧条的深度和范围。
中国经济学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理性行事，不要搞贸易保护。但美国经济学家也反对贸易保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贸易保护。如果经济政策完全由经济学家说了算，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贸易保护。然而美国政治的现状是经济学家说的不算，选民说的算。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2007年出了一本书，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中译本《理性选民的神话》）对选民与经济学家意见相左的现状做了一番相当精彩的描述和分析。
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假设每个选民都能清晰理解候选人许诺的各项政策，并且能理智地对候选人能力和这些政策的好坏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意见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意见，民主就是有效的。比如我们看观众拿短信投票选超级女声，网上的人给电影打分，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最后获得高分的往往的确就是很好的歌手和作品，“民主”有效，堪称是“群体的智慧”。
然而政治选举跟选超女是两码事。超女的能力就是她的演唱，每一个观众都能直接了解她的演唱；政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政策，可是事实证明，大多数选民根本无意去深入了解这些政策。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有高达86%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家的狗叫Millie，却只有15%的选民知道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支持死刑。大多数选民对具体政策基本没什么兴趣。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都了解这一点：大多数选民是无知的。
但选举制度的妙处在于，如果选民仅仅是无知的，民主并不会失灵。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下每个候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人喜欢克林顿年轻，有些人喜欢老布什经验丰富，有些人喜欢奥巴马能说会道长得帅，有些人喜欢麦卡恩上过战场靠得住。这些无知的选民投票都没投到点子上，但只要他们的意见是随机分布的，那么他们的选票就会互相抵消 — 最后哪怕只有1%的选民精心研究过候选人的政策和执政能力，这1%的选票仍能决定选举的结局。
可是卡普兰指出，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见。在四个关键问题上，一般公众与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反，真理不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第一，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而一般公众很难理解纵容私人公司的贪婪怎么能给社会带来整体利益。公众只看到公司赚钱了，却看不到利润对公司提高效率和服务的激励作用。相对于经济学家，公众普遍认为公司的利润太高。比如汽油涨价，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公众则认为是因为石油公司想多赚钱。
第二，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而公众则本能地反感外国货，支持本国货。公众总是低估对外贸易的好处，总是认为外国在抢夺本国的就业机会。公众常常强烈相信商业公司把工作转移到国外去是造成本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其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
第三，公众过分害怕裁员。如果一项新技术可以节省人力，公众的态度往往会认为这个技术不但不是进步，而且还是个危险。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他生产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更何况允许公司自由裁员未必会降低社会整体就业率，因为只有当公司知道自己有权裁员，它才敢于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多雇人。
第四，公众往往过高估计当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过低估计经济的表现。不好的东西总是比好的东西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青少年中有吸毒的，公众就认为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时代不行了。看到华尔街金融欺诈，公众就会认为整个富裕阶层完全腐败堕落了，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没救了。公众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期总是比经济学家悲观。基于这种认识，选民往往比经济学家更希望政府干预市场。
而政客们不但了解选民的这些偏见，还特别善于迎合这些偏见。在反对自由贸易活动中闹得最欢，动不动就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打击的正是最直接代表民意的众议员，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两年，时刻面临选举压力。卡普兰在书中引用统计报告，说70%的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50%以上的两院议员都曾经有过律师经历。而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的政客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民不喜欢经济学家。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你凭什么说经济学家就是对的？也许经济学家的看法才是偏见。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自理性的分析，经历过历史实践的考验，而公众的喜好则完全来自直觉和感情。一个政策的好坏，往往与人的直觉相反。很多人既认为给弱势群体增加福利是好事，又认为政府减税是好事，但他们看不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矛盾的。公众认为政府强制规定一个高工资是对劳动力的保障，殊不知这样的劳动力价格会人为地产生过剩。被这种情绪左右，欧洲几十年来一直对劳动力市场实行管制，结果就是长期的高失业率。
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比他购物的时候要无私得多。真正因为自由贸易而丢了工作的人只是少数，物美价廉的外国货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是个好事。事实也是如此，选民们正是一边高喊让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看到中国产品还是照买不误。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投票支持贸易保护呢？根本原因在于谁都没拿自己手里这区区一票当回事。卡普兰把选民的这种投票态度称为“理性的无知”，因为无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然自己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专门为了投好这一票而研究候选人的政策对比、苦读经济学呢？
《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的结论，就是理性的无知加上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系统偏见，势必造成民主失灵。卡普兰说，人们对民主的信仰几乎是一种宗教。经济学家非常非常相信市场，但经济学家也非常非常小心地研究了种种可能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况，他们从来都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相比之下，信仰民主的人却往往认为民主制度是万能的，如果你告诉他们在这里民主会失灵，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更多的民主！
一个人想要什么，和他作为选民投票的时候想要什么往往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卡普兰没有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选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票，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投票呢？选民到底想要什么呢？仅仅用一句“非理性”去批评，甚至直接说选民很愚蠢，是过分简单的答案。事实上选民的投票心理有非常明显的规律，一个政客要想当选，甚至一个政权要想稳固，必须深刻理解这种规律。
从《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很有学术味道的书考证看来，主流政治学者们对选举的认识还停留在无知选民的意见会互相抵消这个错误看法上。反倒是那些直接参与操作竞选的人对选民的心理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他们还能主动利用这些心理。可惜政客们并没有把竞选攻略写成教材让我们学习。
好在有个认知语言学家似乎是把“选民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给研究清楚了。这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George Lakoff，他在2008年出的这本The Political Mind （《政治之脑》），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思维模式。
选民想要的东西，叫做“小故事”。
认知学家发现，人脑认识复杂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小故事”（narrative）去解读的。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伊拉克先打了科威特，然后美国率领联军打伊拉克。战争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一般公众看来，这就是一个“有坏人欺负良善，于是英雄出手相救”这么一个小故事。
大脑喜欢小故事。我们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也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实现一个什么小故事。比如当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正在实现“通过奋斗获得美好生活”这个小故事。我们对公众人物的理解，就是把他们往我们脑子里的小故事里面套。而这一切可以是无意识的。
小故事的重要特点是它能调动人的感情，在一个小故事过程中，人脑的两个感情区域（一个正面感情，一个是负面感情，在不同区域）被随时激活。我们总是会对故事中的人和事有一个好坏评价。比如当初克林顿偷情，希拉里没有跟他离婚，有些人会把这件事解读为“受害妻子宽容了”这个小故事，那么希拉里的形象就是正面的。而有些人把这件事解读为“有些机关算尽的人为了得到权势什么都能忍”这个小故事，希拉里的形象就是负面的。2008年总统初选的时候一个大学女生表示她会给除了希拉里之外的任何民主党人投票，显然就是用后一个小故事去解读希拉里了。
政客和政治经济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东西，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甚至还要做一番计算才能评估出好坏，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做这种计算。但是选民也不愿意听专家瞎忽悠，他们喜欢自己做判断，而他们做判断的依据，就是小故事。所以懂行的政客从来不给选民上经济课，他们专门给选民讲故事。
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首先使用了一个”自卫”小故事，说伊拉克威胁美国石油供给，选民不买账。于是老布什改讲一个”英雄救助良善”小故事，选民认同了。小布什爱讲的故事则是反恐。2004年小布什在经济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仍然成功连任，靠的就是这个小故事。竞选经理Karl Rove给小布什制定的策略非常清楚：不要谈经济，谈恐惧！实际上小布什的反恐故事讲得相当成功。早在2004年春天，官方的9/11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宣布萨达姆没有给基地组织提供过帮助，然而当年8月，仍然有50%的人认为伊拉克与9/11事件有关；甚至一直到2006年，还有46%的这么认为。
选民最喜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不怕敌人的勇敢故事”，另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奋斗故事”。哪个候选人会讲这两个故事，哪个候选人就当选。小布什的反恐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而他特别喜欢谈论自己年轻时代的酗酒等荒唐行为，就是为了衬托第二个故事。事实证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单薄，简直是早年越差越好。奥巴马能当选也与这个故事有关，更何况这还是一个黑人的奋斗！当然奥巴马也讲了第一个故事，这就是华盛顿政客一片黑暗，一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来“change”。选民对这两个故事都买账了。
胡适先生在1921年提出“好人政府”的命题，希望民主制度能把一班好人选出来送进政府。但“好人”其实是个故事。选民通过各种小故事来判断谁是好人。与胡适不同，经济学家更希望选民能自私一点，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投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才能让民主有效。
而事实证明当一个选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利益，他是在根据自己大脑中的小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廉价的中国货是不错，但支持国货是个爱国故事。陈水扁作为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穷人家孩子努力奋斗，天生符合选民最爱的故事。他经济搞得那么差居然都能连任，一个很大因素是他讲了一个小岛不怕打压的故事。选民不关心台独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通过敢于投出这一票来证明自己很酷。
卡普兰对民主失灵给出了三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我相信是作者心目中的上策，就是用市场取代民主，也就是说在一些经济领域取消政府监管，让公众自己选择。最好的例子是电视台，有线电视网没有公共电视网那么多内容限制，结果HBO台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作者提出的中策，是限制只会听故事的一般公众的投票权，给那些能理解复杂事物的人更多的投票权。而下策则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加强教育，希望能让公众提高一点经济学常识。
可惜经济学没法用小故事讲述。
感官感受能欺骗我们么？
有人认为，来自感官的感觉可能会欺骗我们，因此通过感官感受获取的认识都可能是虚假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有很大欺骗性。
想要受骗，必须具备受骗的能力。仅当你拥有一个理论，才具有受骗的能力。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知识，就没法受骗。这种情况下你的经验仅仅是一堆零散的感官感受，跟本谈不上受骗与否。发现自己受骗实际上是发现了自己关于经验世界的理论模型失效。感官经验本身并不能欺骗你，只有你从以往经验建立的理论模型才会欺骗你。例如，尺寸相同的情况下，浅色的物体看上去比深色的物体大一些，但如果你之前对自己的视觉大小和物体的尺寸之间的关系毫无概念，你根本不知道尺寸大小的比较和视觉大小的比较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你就不会上当。只有当你心中有这样一个理论：看上去大的尺寸也大，你才会被你的视觉欺骗，以为浅色的物体更大。
恰当的问题
如果你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至少要在面对一个答案时有能力判断它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么这个问题就没必要问了，因为无论给你什么答案你都不知道它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所以，在提问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自己希望从问题的答案中得到什么，弄清楚满足什么条件的答案才会让你认为自己心中的疑惑被这样的一个答案解决了。这一点如果不能明确，哪怕上帝跳出来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也解决不了你心中的疑惑，如果这样还不如不问。
比方说『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有价值，因为『意识』本身就不是一个有明确含义的概念，在日常语言中在不同的语境下有许多不同的含义。对于这样一个有歧义的概念，无论什么样的答案都难以判断是否回答了问题。因此直接去问意识是什么，还不如先弄清楚意识有哪些不同的明确的含义，然后选择其中若干明确的含义去提问。
插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