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价值观

一个人决定是否做一件事情取决于他对做这件事的效果的预期是否更符合他的愿望。而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环节:预期做这件事的效果,判断该效果是否更符合自己的愿望。预期做一件事的效果,需要经验知识,而判断一个效果是否符合自己愿望,需要一个评价方法,也就是所谓的『个体偏好』。需要注意的是,人在这两个环节上都可能会犯错误,个人无效的经验知识会对结果做无效预期,而个人经历导致的种种偏见可能会蒙蔽对自己真实愿望的认识。

一个人的价值观就是他比较好坏或善恶程度的评价方法。价值观本来也是个体偏好,但往往特指个体偏好中关于希望别人怎么做的那部分。许多人认为好坏(或者善恶)是有客观标准的,因此他们认为基于这种客观标准的评价方法才能作为社会的道德标准。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采纳了相同好坏标准,而到底采纳哪一种好坏标准,仍然取决于其个体偏好。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要决定是否实施某种政策,就要评价实施和不实施哪个更好。由于大家的评价方法不同,不同的人对哪个更好的判断就可能发生冲突。此时如果你试图证明某种评价方法比其他的评价方法更好,那么你就引入了一个新的评价方法:评价方法的评价方法。而对于这个评价方法的评价方法,仍然并非所有人都相同,于是就要引入更高级别的评价方法。无论你引入多少级别的评价方法,你最终的评价方法都照样是你个人的主观偏好,因此谈论一个至高无上的客观普适的价值评判标准压根就是自相矛盾的。

有些人知道这一点之后就会非常害怕,他们害怕没有一个天然的至高无上的所有人都只能接受无法拒绝的价值观作为终极的道德标准,害怕自己无法有效论证自己心目中那个更理想的社会真的更好,害怕如果大家都这样认为这个社会就会乱套陷入水深火热的状态。换言之,是对混乱的恐惧导致他们不敢接受上述事实,无论他们为了拒绝接受上述事实所寻找的理由是什么,上述事实都不会改变。事实上他们并不能证明没有这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价值观,社会就会必然进入他们所担心的状态。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论证的,这种至高无上的终极标准价值观压根就无法存在,而这个社会和整个生物界在这种状况下照样自发出现了各种秩序并演化到今天的状态。就算今天的世界并不处于你理想中的最佳状态,也不是因为缺少那个终极标准,更不会因为那个终极标准消失了,这个世界就变得更差,因为这个终极标准压根就无法存在。

你可能会问,既然没有这样的标准,我们的政策应该怎么制定?这里首先澄清一个词汇:谈论『应该』还是『不应该』必须指明所追求的目标。只有已经给定了一个目标,我们才能讨论研究在这个目标之下,是否应该实施某个政策。也就是说,如果实施某政策的效果比不执行更能达成这个目标,那么在这个目标之下某政策就应该实施,否则再该目标之下就不应该实施。而预测实施某政策的效果比不执行是否更能达成某个目标,就是一个经验科学问题,需要通过科学方法来做出预测,如果现有的科学方法无法可靠预测,就没有必要先入为主地做出判定。暂不做出判定并不等于连尝试都不能做。尝试就是赌博,即便不确定后果有时也不妨试试运气。当然,到底玩多大要量力而行。尝试过了,无论失败与成功,都可以积累有关的经验知识以帮助今后的决策。但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某一次赌运气赌赢了,不一定是因为你的方法有效,赢了一次就断定自己的方法有效是欺骗自己。

接下来,就要讨论目标本身了。由于目标可以用来衡量一个政策的效果好坏,所以这个这个目标其实还是一个评价方法,用来评价比较不同的社会状态。但问题是谁来确定这个目标?前面不是说过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么?的确如此,政策的目标也并不是终极目标,它可能符合某些人的意愿,却也可能同时违背另外一些人的意愿。只要一个人知道该目标符合其意愿,他就会赞同,反之就会反对。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有冲突的派别,派别间就要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可能是一方获胜而镇压了另一方的诉求,严重时会爆发战争(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事更容易在极权制度中发生),也可能是双方达成妥协,如愿以偿的一方自愿提供一些好处补贴意愿被违背的一方减弱甚至消除其反对的意愿,于是皆大欢喜(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事更容易在议会制度中发生)。

(不过即便是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虽然相对于极权制度可以避免很多内部的暴力冲突,但政府往往还是会经常以谎言做出承诺,尤其是那些关于平等正义之类的承诺,并且政府为了维护这种谎言经常要使整个国家付出越来越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也往往因为信仰等各种偏见而支持违背其自身真实意愿或反对符合其自身真是意愿的政策。发达国家的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中有很多都与那些普遍的价值观偏见有关。)

此外,正如前面说过的,个人决策的两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对效果做预期和评价预期效果,社会制度决策也同样如此。一个无效社会科学理论就可能对政策的后果做出严重偏离的预期,而理论却声称该预期是高度可靠的,于是在制度实施了之后才发现结果严重偏离预期。另一方面许多人自己没有能力判断一个政策目标是否符合自身的偏好,而且特别容易地被某些人忽悠,所以许多人都会选择追求与自己的偏好相悖的政策目标。如果你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就设法学会判断一个政策目标是否符合你自身的偏好,如果这对你太难,那就设法学会判断别人是否在忽悠你,如果这仍然太难,那就设法寻找跟你的偏好不冲突且比你更善于判断政策的人,然后听他的建议。如果前面这些你都做不到,就只好到我这里来看看我说了什么,但千万要小心别上了我的当,尽管我也会在这里写一些有助于避免上当的文字。当然,你还可以选择自己狗屁不通还刚愎自用,被别人骗去当冤大头还要谢谢人家。

判断一个政策是否符合自己的偏好,除了对政策的结果能够做有效的预期,还需要了解自己的偏好。许多人其实并不总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内心真的想要什么。比方说那些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的『伟大』的人们有许多『伟大』的追求,比方说全人类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程度的公平正义、拯救这个正在腐烂的世界等等,并且相信自己的此类个体偏好高于那些只想要自己过上舒服日子的人(请回顾本文开头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但所有这些『伟大』的个体偏好,都是可以追根溯源的,没有人天生就会追求这么抽象的目标,这些目标是通过学习或者思考得来的。换言之,这些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其他的一些更基本的目标而思考出来的,而这些更基本的目标才是你真正试图追求的东西,这些『伟大而抽象』的目标只是为了实现那些更基本的目标的手段,我们不妨将这些抽象的目标叫做衍生目标。一个人本想追求目标A,但经过学习或思考发现实现目标B有助于实现A,于是他就可能暂时将A放下而将B作为一个衍生目标来追求。过了一段时间他可能自己都忘了自己是为了追求目标A才去追求目标B的,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自己当时以为追求B有助于实现A但实际上自己的这个判断基于一个无效的理论,或者在当年的特定条件下追求B确实有助于实现A但时过境迁今天继续追求B反而会妨碍目标A。不妨将出现这种情况且当事人不自知的情况称为『迷失』。一个迷失了自己心中真实目标的人,就往往会为了那些衍生目标做出导致违背自己基本目标的事情,也就是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愿,俗称『事与愿违』。

关于如何确定自己的真实意愿并且避免迷失,这个话题可以展开,在这里先用比较简短的讨论做一个引导。想要避免迷失引起的严重事与愿违的后果,需要时而反省自己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并且设法弄清楚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助于达成这些目的,当自己所追求的衍生目标和自己更基本的目标发生悖离的时候,就要利用新的更有效的理论知识来调整衍生目标。到了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一个人完全可能会用新的更好目标替代老目标,从而不再追求老目标,因为新目标更『高尚』『伟大』。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么请你进一步想想为什么你会认为新的目标比老的目标更好,这意味着你有一个位于新老目标之上的评价方法,而这个评价方法本身显然也提供了目标,而且显然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否则你无法用这个评价方法来决定新老目标哪个更好。如果你不断地追根溯源,就会到达本能需求的层次,例如食欲。如果你问自己追求食欲的满足是为了达成什么目标,你的回答只能是:我就是喜欢,吃饱了爽,饿着不爽。此时无法进一步回答求爽又是是为了达成自己的什么目标,求爽给你提供了最基本的目标。虽然对于你而言,没有比求爽更基本的目标,因此不能问求爽是为了达成什么目标,但可以问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试图求爽,这是一个经验科学问题,而演化生物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可以对这个问题做不同角度的研究。不过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一点:如果你只是想要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那么你根本无需关心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试图求爽,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给出了你试图求爽的原因,并不会给你求爽提供更深层次的目标。在佛教中有一句话大概是『心外求法求而不得』,大概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想要了解自己的内心,无需了解以外部世界为对象的那些经验科学知识。(注,此处我引用了佛教的话,完全不代表我对佛学理论的赞同。)

概念的含义

许多科学文化人都在做这种事情:试图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一个本来就没有『标准含义』的概念的标准含义。许多人,包括许多科研人员都以为,如果一个概念的含义不清楚,可以通过研究来弄清楚这个概念的『真正』或『本质』的含义,甚至进一步认为处于雏形中的科学都有这种特点:概念不清楚,只能通过研究来逐步澄清。

这才不是科学研究,而是强行规定,这种所谓的研究只是为了给自己所选择的那种规定寻找看似合理的借口。这就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讨论公平和正义时所做的事情。自己强行规定什么叫公平正义当然可以,但问题是既然你是在强行规定,那么即便在这种规定之下你论证了为了实现这种公平正义需要每个人遵守什么样的规则,也丝毫没能论证别人就应该遵守你给出的这些规则,你只不过在强行规定别人应该遵守你对他们的要求。

这就好比我凭空创造一个概念名叫王六蛋(连英文翻译我都想好了:Basdart),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概念指什么,而我却试图通过调查研究来弄清楚这个王六蛋具体是什么意思。我当然可以给这个王六蛋找到越来越明确的意思,但这并不是通过科学研究来澄清王六蛋的意思,而是在强行规定王六蛋是什么意思。

仅当一个概念有明确的含义,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你事先不知道或不清楚这种已经存在的明确含义,你才能通过科学研究来弄清楚其含义。比方说张三嘴里所说的正义你不知道具体指什么,这时候你可以通过科学方法研究清楚张三所说的正义有哪些具体的意思。如果一个概念大家的理解有许多不同,那么你就无法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大家各种不同的理解背后的那个『本质』的含义。但这些不同含义的交集还是并集你都可以谈,你也可以谈持某种理解的人数有多少,哪一种含义更贴近原始词源等等,但你不能因此就说经过科学研究判断出某种含义是正确的,你只能说明你的文字中采用了哪种含义,他的文字中采用了哪种含义。不同的理解就是不同的理解,对同一概念理解不同的人之间的交流需要做的是翻译,而不是强行规定谁理解比别人的理解更对。当然,如果你的理解跟大众语言习惯偏离太大,那么为了方便你可以学会大众主流的理解然后把自己的想法翻译成主流的含义跟大家交流,指望别人都学会你自己独创的语言在操作上往往是不现实的。

此外,概念的含义会随着语言演化,比方说一个原来就有的概念,后来由于科学研究,被科学理论中某个明确的新含义替代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研究将原来的概念研究清楚了,仅仅意味着大家为了节省符号避免创造新词,借用了原来的老词,借用当然最好借用含义贴近的,这样才容易理解。例如鱼这个概念,在现代生物分类法出现之前许多人的理解就是水里游的,所以对他们而言鲸鱼鱿鱼章鱼鲍鱼甲鱼都是鱼。后来生物学借用了鱼这个词汇,专门用来代表主要生活在水中有鳃有鳍的脊椎动物,这丝毫都不意味着人么原来对鱼的理解是错的,仅仅意味着生物学借用了一个原来就有具体含义的名词并且赋予了与其原来的含义不同的新含义。因此,如果一个人说『鲸鱼』,并不意味着他理解错了,只是意味着他没有使用作为生物学术语的那个『鱼』,但如果他说“在生物学中鲸被分类为鱼”,那才是错的。

如果大家原来对某个词的含义有各自的理解,那么相互交流的时候就会遇到障碍。而在科学研究中使用科学术语最大的好处是设法消除了歧义。这里所谓的消除歧义决不是说一个概念的某个含义比其他含义更对,因此我们将其他的含义说成是错的。如果两概念含义真的不同,却经常需要同时放在一起说事儿,科研过程中就得制造不同的术语对它们加以区分,有时候对其中一个含义采用了原来的名字,而另一个含义采用了新名字。

公平正义良知就是这种有无穷多种含义的垃圾堆概念,谁都从垃圾堆里捡起来一坨认为这就是本质。公平正义良知这种东西谁都会说,只要有任何人说“我们要追求公平正义”我都他妈同意,虽然我从来就没同意过追求他所理解的那种公平正义。这种屁话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任何一个人听到这种屁话都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赋予自己的含义,所以这种屁话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就因为这种屁话的含义大家可以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理解,就相当于一个带有自由变量而没有明确含义的判断“我们要追求伟大的X”一样,无论你想追求什么,你都可以把它带入X,从而让这句话引起你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对公众做价值观忽悠能屡屡得逞的原因,大家居然真的以为赞同同一句没有明确含义的屁话的人全是一伙的。

说到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我可没说『忽悠』是坏的,就算我不喜欢忽悠,我的评判标准也不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一个能够通过忽悠获取自己所需的人而言,忽悠显然是好的。由于我并不认为我的价值判断比一个忽悠分子的价值判断更正确,你可能就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要揭穿这种忽悠,我的回答是:我就是喜欢揭穿别人的忽悠。之所以我会喜欢这个,有许多原因,比方说我讨厌别人忽悠我,所以见到忽悠我的就想抽丫,比方说我还喜欢出风头,见到有人忽悠其他人我经常会想显摆一下自己的逻辑水平,而且只要我以为丫无法对我造成人身威胁,那么丫被越多人认为牛逼收拾丫我就会越开心,等等。所以我的动机丝毫都谈不上高尚伟大,当然对我而言高尚伟大之类的词跟公平正义一样,本身就是伪装成客观评价的个人主观偏好,所以对我而言你说你喜欢我比你说我高尚伟大受用的多,用后者夸我我就当你行骗。话说回来,别管我的动机在你看来多么恶劣,只要我说的话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你就无法因为我动机不良而驳斥我所说出的事实。(本段参考:关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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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感谢某个没看懂这篇文章的数学博士,在其糊涂言论的启发下,我需要再补充一些内容,帮助他和其他人理解。

我这里先澄清一个本文中的一个没有特别澄清的概念『明确』。因为他质疑『什么叫概念明确?明确到什么程度算明确?明确不明确是你定的?』。这是我的回答:明确到在推理过程中不会造成由同样的前提导出相互冲突的不同结论,就算是『明确』。明确不明确是不是我定的?当然不是,这是我在我的文章里面所使用的约定。如果你不同意我这样使用『明确』一词,那么没关系,你可以创造一个新词,比方说用『mingque』来代替我所使用的『明确』,我的整篇文章所表达的东西不受影响。请注意,我不是在要求任何人做任何调查研究必须先有明确的概念,而是论证『试图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一个本来就没有『标准含义』的概念的标准含义』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数学博士的质疑。

这位数学博士说:集合概念不恰恰在朴素集合论公理系统中有矛盾?在欧几里得的公理系统中不就缺少两千年来都没有明确的公理?数学家在概念不明确的时候照样用这个概念,做出了杰出成就,消除集合概念的不明确,不恰恰表明“概念不清楚,只能通过研究来逐步澄清”吗?

我文中的原话说得很清楚:『试图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一个本来就没有『标准含义』的概念的标准含义』才是不可能的,而且后面还说了『仅当一个概念有明确的含义,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你事先不知道或不清楚这种已经存在的明确含义,你才能通过科学研究来弄清楚其含义。比方说张三嘴里所说的正义你不知道具体指什么,这时候你可以通过科学方法研究清楚张三所说的正义有哪些具体的意思』。

数学家并不能通过调查研究来弄清楚一个本来就没有『标准含义』的『集合』的概念的『标准含义』,而是将集合的若干种不同含义拆开,分别明确限定。你不能说NBG、ZFC、NFU等公理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所严格限定的含义是『标准含义』,因为这样你就需要引入一个判断什么是『标准含义』的规则,但这个规则谁来定?这就又回到了我另一篇文章『关于价值观』中所说的那种情况,就算有个国际标准组织硬说某个含义是标准的别人也一样可以不同意而采用其他理解。

我们再来看看数学家们干了什么。数学家在最初使用集合的时候,人们所遇到的问题中对集合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朴素』的,那时候没有什么数学问题中需要使用过以自身为元素的集合,对集合的使用也都是很简单的。这种情况下朴素的集合中集合这个概念完全是足够明确的,因为这种情况下集合这个概念的含义根本不会导致相同前提导出不同结果。当时数学家只是默认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构成一个集合。那么集合自身跟其他的东西放在一块儿是否可以构成集合呢?不知道在很久以前有没有人考虑过这件事,但至少在罗素的时代之前我没听说过。

但在罗素提出罗素悖论前的一段时间,数学家们已经开始越来越深入地研究数学基础了,此时数学家们构造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数学结构和问题,其中有些情况允许集合作为自身的元素,或者无限制地要求对应任何一个属性的集合存在。到了这个时期,近代数学家们所使用的这个『集合』已经跟古代数学家对『集合』的理解不再完全相同了。在这个时期如果你再跟别人说集合,那么你所说的集合和别人听到的集合就未必是一个意思了。但大家最初不知道这些含义之间居然是相互矛盾的。此时罗素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如果对集合的这些新的含义不加限制,那么就可以利用集合论制造悖论,这就是著名的罗素悖论。之后数学家就把集合的这些不能相容的含义拆开,构造了若干集合论的公理系统,包括NBG、ZFC、NFU等等。在其中每一个集合论公理系统中,都对集合这个概念的性质做了严格的限定,比方说规定是否允许一个集合将自身作为元素。这些公理系统都可以排除罗素悖论。这难道能够算是『试图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一个本来就没有『标准含义』的概念的标准含义』么?相反,这是『概念有歧义,通过调查研究来区分这些不同的含义』。

谈到概念的歧义,还有一件事情要补充:苹果香蕉桔子等等都是水果,水果也同时代表这些食物的集合,但这是否意味着水果这个词是有歧义的呢?当然,日常语言中水果这个词确实可能有歧义,比方说有人认为西红柿就是水果,但有人认为西红柿不是水果。但这个歧义并不是因为水果这个词可以指代一类东西而不是仅仅指代一个东西。这样的名词叫集合名词,一个集合名词如果始终指代同一个集合,就没有歧义。那么什么是有歧义的名词呢?比方说电视,这个词有时候指代电视机(买台电视),有时候指代电视节目(看电视),这就是歧义。但这个歧义不是个严重问题,在上下文中很容易就看出它到底指什么,因此可以说在『买台电视』『看电视』这样的上下文中电视这个词是没有歧义的,如果你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有人突然说『好漂亮的猫!在电视上!』这时候你就未必能仅仅通过这句话判断出是电视节目里出现了猫还是电视机上趴着一只猫了,这时候歧义就真的出现了。就算是水果都是这样,你让别人帮你买点水果吃,但你不喜欢吃西红柿,你心中认为西红柿不是水果,而帮你买东西的人认为西红柿是水果,结果买了一堆西红柿,这也是歧义。但正如前面说过的,水果这个词并不是因为作为集合名词而有歧义,而是因为在你这里指代不包含西红柿的一个集合,而在买东西的人那里指代包含西红柿的另一个集合。